政治学习运动的组织、内容与方式
    知识分子学习政治的组织形式有三，一是参加革命大学或短期培训班；二是参加教育行政机关举办的假期研究会、报告会、讲习班、讲习会；三是参加本单位的学习小组。1948年8月到1950年底，全国的57 所革命大学和同类性质的训练班共集训人员47万人，其中有一大批知识分子，但是，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通过第二种和第三种方式进行政治学习的。
    知识分子的政治学习活动，最初由北平各大学的党员教授、进步教授根据党的意图发起，教师自愿参加，没有任何强迫。学习组织多是自发产生、自由组合的学习小组。1949年2月 3日，解放军开进北平，到3月间，北京大学沙滩教学区的190余名教师中就有150多人参加了14个学习小组。北平艺专的教员二三月间就经常参加东南区举办的教职员座谈会和学校每周举行的政治演讲。北京师范大学也建立了许多学习小组。上海5月底解放，6月，复旦大学的教授会、讲助会、职员会即分别成立学习小组。初期的学习小组，有的是教授副教授结合、讲师助教结合，有的是不分职称混合组成，有的是师生混编，有的是学生会发起后邀请教师参加，没有统一的形式。由于缺乏统一领导和合理编组，在初期的激情消退之后，许多学习小组趋于涣散。这个问题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北平各大学在5月份以后，上海各大学在7月份以后，陆续成立教职工学习委员会，由学委会制定统一的学习计划，督促和指导学习小组的活动，政治学习遂进入初步的有组织阶段。
    1949年暑假期间，以北平、上海高校为主的政治学习活动全面开展。各地都举办了大规模的暑期讲习班。上海高教联主席团主办的大专学校教职员暑期讲习会听讲人数达到了1000人，学习组织亦极为严密。学委会规定：大专学校教职员所有已参加或拟参加学习小组者，均得报名为暑期讲习会会员；会员10人为一组，推选组长1人， 每周举行讨论会两次；学习小组长组成组长会议，每5组产生学习委员1人，组成学校的学习委员会，负责筹划学习事宜；各校学习委员会每周召开小组会议，市学习工作委员会每周召开各校学委会联席会，对本周学习情况作出总结与检讨。教师参加学习非常踊跃。上海交大参加学习的教授、副教授为81%，讲师、助教为61%，职员为80%。全校参加学习的总比例为75%。
    1949年12月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把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确定为新区学校的主要工作，使政治学习活动掀起了全国性的高潮。这时的学习活动仍由学委会组织，实际上完全由党的组织领导，并通过行政系统要求全体教职员参加。此前的暑期学习有些地方虽规定教职员均须参加，但仍有人置之不理，如前引上海交大的数字，教授、讲助、职员分别有19%、39%、20%的人没有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以后，学习组织更加严密，全体教职员依其行政归属编成小组。这样，政治学习也就从一部分进步知识分子自觉自愿的活动变成了执政党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一项有计划、有组织的工作。
    政治学习的具体内容，始终没有统一的规定。北平解放初期各校自发性学习小组的活动，讨论时事政策占了相当比重，只有少数高级知识分子的学习组织比较重视理论，如北大法学院6 月中旬组成的教授为主的“新思想新政策研究会”，其学习计划包括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新经济学、新民主主义理论与政策、《论人民民主专政》。上海的暑期讲习班请华东局和上海市党政首长系统地讲授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国内形势、国际形势、文教政策、知识分子问题、新人生观等6 个题目。这些内容都属于一般性的政治教育，目的是使刚刚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了解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和新的社会制度，了解形势与政策。
    1949年8月5日，毛泽东批发了华北人民大学第一期的教育经验总结。华北大学是当时规模最大、最有影响的革命大学，其教育方针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中心，联系学生的思想实际，把学校当作“思想战场”或“政治工场”。历史唯物主义着重讲三个问题：劳动创造世界、阶级斗争、国家学说；处于次要地位的学习内容有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政治形势、国际主义、党史党纲党章。它的一切教育，都是“环绕改造思想的中心任务”（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10月版，第408、409页。）。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把华北大学的经验运用于普通教育系统。钱俊瑞在他的报告中说，新区学校进行政治教育的目的，是使教师和学生“逐步地建立革命的人生观”。“这种教育首先要反对买办的、封建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建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但是为了建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应当提倡和鼓励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毛泽东思想的学习”。理论学习必须密切结合思想实际，“即把理论学习作为改造思想的武器，改造思想作为理论学习的直接目的”（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91、92页。）。把革命大学的经验运用于普通教育系统，使得政治学习的内容从增进对共产党、中国革命和新社会的了解，转为为改造思想服务，这是一个质的变化。
    与运动的组织程度、内容、目的的转换相适应，在政治学习运动的不同阶段，学习方法有很大差别。1949年的政治学习，起初是自由讨论，暑期后转为大课听报告、小组讨论与个人自学相结合。华北大学的经验推广后，有些单位开始把“革大”的做法运用于政治学习，强调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思想总结”；即“在学完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后，需要来一次思想的清算运动，对于反动的落后的思想，作一番更深刻更切实的批评、揭发与清除”（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10月版，第411页。）。 思想总结的方法是先由本人写一书面检查，交由小组评定，接受同事、群众包括学生们的激烈批评，经过反复检讨、反复修改后通过。知识分子大都信奉“过则无惮改”的人生原则，但那是一种自省的功夫，对激烈地批评别人或面对别人的激烈批评很不习惯，又由于思想总结中穿插着交代历史的坦白运动，空气自然非常紧张。1949年11月间《人民日报》发表朱光潜、冯友兰等人的检讨，对思想总结起了导向和示范的作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以后，思想总结的做法得到普遍推广，自我检讨、群众批评、人人过关的做法，使政治学习具备了群众运动的特征。
    建国之初，各级教育行政机关和学校的许多党员干部对党的文教政策缺乏全面理解，存在着不信任、排斥、打击旧知识分子的倾向；又由于土地改革、镇反运动等等的影响，因而在政治教育和政治学习运动中，不少中等学校用“思想斗争”、“打落后堡垒”、“围攻落后思想”甚至“三查”的方针解决学生和教师中的问题，有些事情做得非常荒谬。高等学校主要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以后，1950年上半年，在思想总结这个环节上，发生了“左”的偏差。《人民日报》在1950年11月12日发表的一篇总结性报道中说：在1949年开始的高等学校政治教育中，“大多数学校都表现了过左偏向，笼统地提出‘以无产阶级思想改造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口号，而在实际执行时，锋芒往往指向‘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单纯技术观点’等属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范畴的思想，反而忽略了政治教育首先应肃清的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三大敌人的思想”。有些学校采取了“不讲步骤、不讲方式、不顾教师及学生觉悟程度的急躁措施”，“若干地区干部不加区别地在高等学校内机械地搬用干部教育、党内教育的方法，甚至错误地用‘追’、‘逼’、‘斗争会’、‘思想总结’等方式解决思想问题。某大学还提出‘把思想解放战争进行到底’的不恰当口号”。一些教师和学生为了避免打击，只好胡乱上纲地进行自我检讨，不但没有提高觉悟，反而增加了“潜伏的反感”，使进一步的教育更加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