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五四学生运动80周年，本文从反思角度考察五四新文化运动（除非特别指明，本文所说的五四运动均不仅仅指1919年的学生运动）时期形成的一些基本倾向在此后大约一二十年的后五四时期里的演化和转变，特别侧重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的国际环境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这方面深入具体的个案研究似尚不多，全面的史实重建非一文所能为，本文试将当时中国思想置于近代中国思想演变的长程与五四前后的中外互动这一纵横大框架中作一概论性的申述（其中一些内容详见已刊发的拙文，另外一些则非一两万字能透彻讨论）。因系概论性质，不免有述而不著的意味，一些以史料为主的论证只能俟诸另文了。
    一、引言：西方的分裂
    所谓“西方”，本是既可视为整体又可不视为整体的区域文化实体。可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士人多是把西方视为一个整体，那时所有西来的“主义”，基本上都被看做这个整体的一部分，而且都是这个特定的更新更美好的整体的一部分（注：参见罗志田《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竞争》，《历史研究》1996年第6 期。）。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西人自己打起来了，提供美好未来希望的蓝本自身出现大问题。不少中国人这才发现“西方”在分裂、在破产，已不是一个整体；战争的残酷使许多曾经趋新的中国人如严复、梁启超等对西方有所失望，从清季开始输入的西方新学（包括其所主张的体制）也稍失信用（注：就是《新青年》的同人陶孟和在此时到欧洲，对西方政制也有失望的感觉。参见陶履恭《欧游的感想》，《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第49-55页。）。
    梁启超在一战后对东西文化的反思已引起较多的注意，在引进西学方面同样甚有贡献的严复在欧战后也有类似的观感。他晚年在何遂的观欧战纪念册上题绝句五首，其一云：“太息春秋无义战，群雄何苦自相残。欧洲三百年科学，尽作驱禽食肉看。”严自注说：“战时公法，徒虚语耳。甲寅欧战以来，利器极杀人之能事，皆所得于科学者也。孟子曰：‘率鸟兽以食人’，非是谓欤？”（注：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97页。）他显然像梁一样看到科学在人的手中可能造成的破坏，且无意中带点以“夷狄”视西方的意味。
    “西方”在中国的分裂也有中国内在的因素，而且时间还稍早于第一次世界大战。陈志让已注意到“国内立宪的中华民国的闹剧和国外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都是西方给反对“新文化激进主义”者提供的弹药（注：陈志让：《思想的转变：从改良运动到五四运动》，费正清编《剑桥中国史》第1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中译本， 第415页。）。晚清人心目中“西方”及其体制的美好，部分正建立在其虚悬的成分上。到民国后中国人已有机会实施议会方式的民主制，尊西的新派即面临一个当下的考验。民初国会的无效率和腐化皆不让晚清政治，民国政治反不如清成为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大量士人的共同陈述。结果，在中国人心目中“西方”不再是一个整体的“美好新世界”，而是良莠并存（当然对多数中国士人而言仍是学习的榜样）。
    在“西方”分裂的同时，中国与实际为西方所主导的“世界”的关联却日益紧密。从马克思主义得到灵感的伍启元认为：“在我们的时代，蒸汽机和火轮船已把整个世界打成一片，我们再休要梦想我们可以离开世界而生存、我们可以超出帝国主义的世界而独立。”近代“客观的条件已使中国不能闭关自守”，如果“站在整个世界的立场来说，无疑地中国已是国际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的一个构成者了”。结果，中国“现代社会变革的一大特征”即“国际资本主义者依照自己的模型改造中国”；而中国思想界的发展，也“全以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精神为中心”，即中国学术思想“以迎拒西洋资本主义制度和它底文化精神为核心”（注：伍启元：《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现代书局1934年版，第175、11、25页。）。
    那时外部国际环境的变化对中国的影响是明显的，一方面日本在华影响因“二十一条”而衰落，另一方面俄国革命在世界范围内另立山头，此时对西方文化了解较多即知道“西方”之中本有许多歧异的留美学生开始较大规模地返国，西方的不一致性遂在中国得以凸显。伍启元注意到：“社会主义的苏俄宣告成立，中国社会的变革就因而更觉复杂”（注：伍启元：《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第176页。）。 如果说伍氏就此提出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对一般人或太抽象，不久苏俄使馆在北京的建立却是人人可见的一个具体实物象征，以条约为表征的帝国主义在华体系已被打破，“西方”的确是分裂了。当然，造成“西方”在中国人心目分裂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西方人自己在一次大战后也开始反省自己的文明。
    可以说，西方的分裂是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一大变化。对多数中国人来说，以前“西方”基本是个整体，主张或反对学西方者大致均如此认知（他们均关注中与西的对立或对应关系）；试图将西方分而学之的取向实践上虽不断在做，但理论上却一直未能成功确立。“西方”分裂之后，即使是尊西趋新的士人也开始意识到“西方”是个复合体，即西方模式有好有坏，至少有不适合于中国者；不同的源自西方的“主义”此时开始具有非常不同的意义，中国人学西方的选择性明显增强。
    此后中国人谈西方，即与前大不相同。即使同一个人谈西方，也有所不同。如梁启超此前此后的转变，很大程度上正由于原为一体的“优越西方”本身已“变”；此前他鼓吹了许多资本主义内容，是作为“优越西方”之一部，而不是西方一种分立的思想；此后他越来越反对资本主义，却是反对那好坏兼半的西方的不好的一面，亦即作为西方一种分立的思想或主义在反。不过，梁启超虽然主张西方的一部分已出问题，他仍想要学习西方未出问题那一部分。西方既然不是一个整体，则中国人当然只选择更好的那部分来学习，于是有学习榜样的转化和不同的西方“主义”在中国的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