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学习榜样的转变
    晚清的中国民族主义兼排满与反帝两面，辛亥革命倒清之后，民族主义情绪随之似有所缓减。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这样的险恶要求，再次向中国人民提醒了帝国主义侵略威胁的存在，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衰而复盛，成为20世纪中国政治中一个决定性的推动力量。五四学生运动实际也是这股风气继“二十一条”时的反日运动后的一次更大爆发（注：以下关于“二十一条”的讨论，参见罗志田《“二十一条”时期的反日运动与辛亥五四期间的社会思潮》， 《新史学》（台北）第3卷第2期（1992年9月），具体的史料出处多已省略。）。
    1915年的反日救亡运动有一个特点，即对“国耻”前所未有的强调，此次事件实为中国人心目中日本形象根本转变的一个里程碑。如果说以前中国人对日态度是好恶参半、憎恨中夹有羡慕的话，到“二十一条”之时，习恨达到高峰而羡慕已降到最低点。在这次事件之后的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中，已基本没有什么公开的“亲日”力量。虽然日本在中国军界、政界、财界甚至文坛，都还有巨大的不容忽视的影响，在1915年后仍有一些政治人物在继续寻求并得到日本的支持。但是这些人均试图掩盖或甚而否认其与日本的关系，恰提示出日本在中国已无人缘，其影响力实际上已大大下降。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教育发展计划的方向转变。甲午以后，日本曾是中国变法维新的榜样，中国士人竞往日本求学。到1915年1月， 教育总长汤化龙曾条呈“教育政策三十条”，即主张多选取青年子弟派往日本留学，其刷新中国教育的方向，仍拟师法日本。但是在“二十一条”事件后，汤化龙再拟定的《养成师范人材条陈》即已经改仿照德国制度。这个象征性的转向表明，日本已不再是中国学习的榜样了。
    就是有些日本人自己，也在检讨留日学生“多抱排日思想，对曾奉为师表者而首先反对之”的现象。先后留日的周树人、 周作人兄弟， 1915年时在日本的李大钊、陈独秀等，在五四期间都以反日著称。他们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其思想中的救国方法不尽一致，但他们中没有一个人着眼于走日本式的道路。在大量留日学生变得排日的同时，许多留美学生在这前后陆续回国并且发挥了重要的影响。顾维钧在政界的迅速上升和胡适在学界的“暴得大名”，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一种在那时还是潜在的权势转移--美国在华影响的上升和日本在华影响的下降。
    “二十一条”的提出使中国人摈弃了以日本为学习的榜样，甲午中日战争后中国人向外国学习的大潮此后逐步由陈独秀所说的“拿英美作榜样”转向“以俄为师”。前者是短暂的，后者则相对长久得多。美国在华影响的一度上升有多方面的因素，学者型的驻华公使芮恩施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注：Noel H. Pugach, Paul S. Reinsch:OpenDoorDiplomat in Action, New York: KTO Press, 1979.），恰来中国讲学的杜威颇具影响，而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主张各民族自决的“十四点计划”在中国更甚得人心。这一切都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发生了变化，和会的结果不但是五四学生运动的直接造因，更影响了中国士人选择“学习榜样”的长程转移，最能体现国际风云对中国思想的强大冲击。
    列强势力因世界大战而改变，巴黎和会提供了一个按势力消长来重新划分各国在世界秩序中地位的机会。和会同时面临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俄国这一新事物对世界资本主义体制的强有力挑战，俄国虽然未参加巴黎和会，却存在于绝大多数与会者的头脑中。当列宁对全世界劳动者描绘共产主义的美好未来时，威尔逊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他著名的“十四点计划”。两人都提出了民族自决思想这样一种国际秩序的新观念，在不同程度上都反对既存的帝国主义国际秩序，所以两者对受帝国主义侵略国家的人民皆有很大的吸引力。但双方也存在对追随者的争夺问题，其关键就在于谁能真正实行民族自决的思想，或至少推动其实行。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最后决定使一度对美国的帮助寄予厚望的中国朝野大失所望，强烈地激起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五四学生运动因此爆发。
    从学理方面看，新文化运动最显著的标志性口号是“赛先生”和“德先生”。我们今日提到“科学”首先联想到的大概是数理化一类学科，但五四人更注意的是科学的“方法”和“精神”。在时人眼中，胡适鼓吹的“实验主义”和陈独秀提倡的“辩证法的唯物论”，同为近世最重要的“科学方法”，30年代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学者多持此见。伍启元认为：“实验主义的引进，可以说是中国思想走上科学大路的新纪元”。陈端志也注意到，实验主义“是五四时代最得中国知识分子信仰的一种主义”。更因“美国实验主义的领袖杜威恰当五四运动时跑到中国来，实验主义便趁着五四高潮，弥漫于全中国”（注：伍启元：《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第9、38页；陈端志：《五四运动之史的评价》， 生活书店1936年版，有香港中文大学1973年影印本，第328-330页。）。
    这个观察大体不错。胡适在1921年曾说：“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注：胡适：《杜威先生与中国》， 《胡适文存》卷二， 亚东图书馆1921年版，第199页。 ）五四运动前后陈独秀对民主（民治）和科学的理解便明显受到胡适和杜威的影响，陈在1919年的《新青年》7卷1号的《本志宣言》中明确表示：“我们相信尊重自然科学实验哲学，破除迷信妄想，是我们现在社会进化的必要条件”。在同一期发表的《实行民治的基础》一文中，陈更喊出了他常为人引用的口号：中国要实行民治主义，应当“拿英美作榜样”。他并指出，“杜威博士关于社会经济（即生计）的民治主义的解释，可算是各派社会主义的公同主张，我想存心公正的人都不会反对。”（注：本段及以下讨论参见罗志田《走向“政治解决”的“中国文艺复兴”》，《近代史研究》1996年4期， 具体的论证和史料出处多从略。）实际上，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决定的最后落实已在五月四日以后相当一段时间，也许一些偏于“理性”的知识分子那时还在观望世界局势的发展，看是否出现有利于中国的转机。陈独秀上述言论都在五四学生运动爆发之后，他的态度似乎提示着他或者即是尚存观望者中的一个，至少说明他那时的确偏于温和稳健一边。
    胡适当时曾进而预测说，“在最近的将来几十年中，也未必有别个西洋学者在中国的影响可以比杜威先生还大”（注：胡适：《杜威先生与中国》，《胡适文存》卷二，第199页。）。此话却不免言之过早。 杜威和威尔逊都是“美国”这一中国榜样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实是不能两分的。威尔逊的“背叛”中国，当然要影响到杜威，而且在胡适说此话时（1921年7月）转变已经开始。同时， 杜威以至某种程度上的威尔逊，都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自身的政治命运相关联，他们的确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由于美国的帮助毕竟不可恃，本来就势单力薄的自由主义分子在中国的政治前途就此断送；而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衰落（虽然有个过程）当然也就使杜威成为听众和观众越来越少的演员，其影响就只能在学界中尚长期潜存了。
    即使在学界，也不再是实验主义的一统天下。不仅陈独秀本人的政治态度迅速转变，他所提倡的唯物史观在更年轻的一代读书人中也迅速普及。北伐后中国社会史论战时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以及中国走什么路的辩论，各种解释所本的思想武器绝大部分是西来（惟梁漱溟稍例外），然诠释和出路最后全都落实在经济制度之上（甚至包括梁漱溟！）；到底是哪一位西洋学者在影响中国，其实已不证自明了（注：关于社会性质及中国出路争论的概述， 参看伍启元《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 第127-172页。）。
    既然威尔逊描绘的新世界的美好前景是以中国的独立和完整为代价的，中国知识分子中许多人自然转向了列宁指出的方向。此时正值新俄（新字要紧）发布放弃所有条约权利的《加拉罕宣言》，立即在中国各界引起了极大的好感。至少就中国而言，威尔逊的世界新秩序在与列宁的新世界蓝图的较量中已经完全失败了。以前颇吹棒威尔逊的陈独秀也不得不认为他“好发理想的大议论”，其实又“不可实行”，决定送他一个浑名，“叫他作威大炮”。进步党的《时事新报》在社论中说：《加拉罕宣言》正是建立在威尔逊的和平原则之上，“只是威尔逊自己却不能把他实现”。这很能表现中国士人学西方的榜样由美往俄的转移。
    陈独秀在1918年底所作的《每周评论》的《发刊词》中，还曾称威尔逊为“世界上第一个好人”。到1923年12月，北大进行民意测量，投票选举世界第一伟人，497票中列宁独得227票居第一，威尔逊则得51票居第二。威尔逊从“第一好人”变为“第二伟人”，正是由美到俄这个榜样的典范转移趋于完成的象征。故吴宓慨叹道，几千年来孔夫子在中国人心中的神圣地位，“已让位于马克思和列宁”。若仅言新文化运动那几年，则把孔夫子换为威尔逊倒更加贴切。
    毛泽东后来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时说：自鸦片战争后，“先进的中国人”一直在“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那时的结论是：“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故“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但新学家自己虽然颇有信心，“先生老是侵略学生”这一事实却“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直到苏俄十月革命之后，几代“先进的中国人”学西方得出的最后结论乃是“走俄国人的路”（注：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 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9、1471页。）。“先生是否侵略学生”的确是中国人选择学习榜样的一个关键因素，巴黎和会与《加拉罕宣言》的象征意义由此凸显。而且，正是在“西方”已分裂的情形下，以谁为“先生”的选择才变得明确起来。
    “新俄”及其附载的意识形态对中国人的吸引力是多重的：自由主义者或者看到革命后的建设和“改造社会”的措施，当时的国民党和共产党恐怕更多看到了其革命夺权的成功。广而言之，近代中国士人个个都盼望中国强盛，而苏俄正提供了一个由弱变强的最新模式，故俄国的兴起对任何中国知识分子都具打动人心的作用。在新文化运动的老师辈还比较倾向于美国取向时，北大学生傅斯年在1919年初已认为“俄之兼并世界，将不在土地国权，而在思想也”。
    对一般并未认真学习其系统理论的人来说，专治西方之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至少还有一点潜在的吸引力：它既来自西方，同时又号召世界人民进行反对（以西方为主的）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这不但充分体现了“西方”的分裂，而且正符合许多中国人对西方爱憎交织、既尊西又想“制夷”的心态。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受欢迎的因素尚多，从学理层面看，其所包括的“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天下大同思想颇有相通之处，而“科学”与“社会主义”二者在民初的中国也都有极强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