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思想趋向的演变
    如果说晚清人对西方政治制度的认知不免带有悬想的成分，到民国后中国人已有机会实施议会方式的民主制。对当时的多数人来说，民初的几年实践似乎已证明在中国实行议会制的条件尚不成熟，这是后来革命性的政治取向越来越流行的语境和思想基础。社会主义（不止一种）和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复兴，以及苏俄式共产主义（各人各派的理解也不尽相同）的引进，都是这个新趋向的逻辑发展。左派史家陈端志描绘五四后的中国社会说：“这里有礼教的复活，这里有佛教的追求，这里有德谟克拉西思想的憧憬，这里有法西斯蒂理论的酝酿，更有社会主义各派学说的流行。”（注：陈端志：《五四运动之史的评价》，第 368页。）它们都或明示或暗含对议会制民主模式的否定，而其中“社会主义各派学说的流行”一语尤说明当时最为广泛接受的思想何在。
    的确，那时不止是“先进”的共产党人及其同盟者追随社会主义，就是许多我们过去认为比较“落后”的人物其实也相当激进而且推崇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实已成为民初中国全社会的一种主流思潮，不过在我们的既存研究中隐而不显而已。如果说各人各派所欣赏的社会主义尚因其版本不同而有相当大的甚至本质的区别，当时社会思潮的另一个突出倾向则具有更广泛的共性，那就是对资本主义的贬斥。对于社会主义压倒资本主义在中国思想界的广泛深入程度，我们过去的认知同样不足（注：说详罗志田《胡适与社会主义的合离》，《学人》第4辑， 以下无出处之史料均转引自此文。）。由于既存革命史研究成果已非常丰富，本文以下的举证多侧重于那些过去认知中不那么“进步”的思想界人物（且相对侧重知识精英），是一种角度不甚相同的考察。
    梁漱溟已注意到伴随中国学习榜样的转移而出现的思想转变，他认为五四前后四十年间的中国民族自救运动，实因“西洋近事”的转变而“被动的截然有二期”，其区分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此前以学西方较成功的日本为榜样，“讲富强、办新政，以至于革命共和”，其目的都在建立一个“近代国家”，此时颇“艳称人家的商战为美事”。此后“因欧洲潮流丕变，俄国布尔塞维克之成功尤耸动一时”，国人多受新俄影响，“掉转头来又唱打倒资本主义打倒帝国主义”（注：梁漱溟：《中国民族自救运动的最后觉悟》，《梁漱溟全集》第5卷， 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6-109页。）。从赞美“商战”到“打倒资本主义”，思想倾向的转变是带根本性的，但都在西方影响之下。
    在五四学生运动后不久的“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各方比较接近的至少有一点：即中国当下最重要的问题是社会的和经济的，也就是民生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借重西方的“主义”，但各方均对资本主义持不同程度的批判态度而倾向于某种社会主义式的解决。那时最“保守”的安福系的报纸《公言报》也认为：过激主义这一危险思潮已风靡中国，“为政者与将帅”不能“与多数国民相背驰”，故皆“宜究心社会主义”；只有“人究其书，乃可言取舍，乃可言因应也”（注：《公言报》社论，1919年6月27、28日， 转引自邓野《王揖唐的“社会主义”演说和“问题与主义”论战的缘起》，《近代史研究》1985年6期。）。 中国新旧各政治力量和思想流派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一点上，大家关怀和思考的问题是一致的。
    当然，各派所说的“社会主义”有相当大的甚至可能是实质性的区别。胡适指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你的社会主义，和我的社会主义不同”。大家都谈社会主义，“同用一个名词，中间也许隔开七八个世纪，也许隔开两三万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称社会主义家。”（注：胡适：《问题与主义》，《胡适文存》卷二，第150页。 ）各家在社会主义名词之下的“大联合”确实可能混淆了各自的主义认同，但相差甚远的思想观念也要用同一个名词来标榜，最能提示“社会主义”在那时的吸引力。
    胡适自己与当时许多读书人一样，曾长期向往社会主义，视其为世界发展的方向，他后来还把新俄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一“空前伟大的政治新试验”纳入这一世界发展方向之中。一向反对专制的自由主义者胡适竟然能够赞许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苏俄，就在于他相信苏俄“真是用力办新教育，努力想造成一个社会主义新时代。依此趋势认真做去，将来可由狄克推多过渡到社会主义民治制度”。正是基于这一判断，胡适在1930年断言：苏俄与美国“这两种理想原来是一条路，苏俄走的正是美国的路”。
    “俄国人的路”与西来的“社会主义”本是直接相关的。五四人，包括共产主义者，对中国社会或主张改良再生，或主张从根推翻而再生，其着眼点都在再造的一面，根本目的是相通的。胡适在1921年初给陈独秀的信中就明确地将《新青年》同人划为“我们”，把梁启超及《改造》同人划为“他们”，界限甚清。共产党人对胡的说法有正面的回应，中共二大发出的宣言中即表示“愿意和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联合起来，做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陈独秀本人到1923年底还认为，唯物史观派和实验主义派应结成联合战线以扫荡封建宗法思想。邓中夏在几乎同时对中国思想界的划分，所用词汇标签虽不一样，实与胡适完全相同。共产党人与自由主义者胡适的观念当然有许多根本的歧异，但双方在那段时间的接近，仍说明后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社会的激进化实远超出我们过去的认知。
    一般而言，已树立地位的社会精英是既得利益者，最不支持任何形式的革命。但民初中国的情形则反是。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因鼓吹、参与、或支持革命（包括政治、文学、思想、家庭等各种“革命”）而先一举得名，继则获得社会承认，或入名大学获高薪教职，或竟直入政界为高官，成为名实俱获的社会精英。更有意思的是，这些知识分子在树立地位之后，仍不同程度地或支持或参与文化、思想、社会、甚而政治等各种革命。我们只要看一下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北大，从校长蔡元培到陈独秀、胡适等教授，便可见此情形之一斑。
    特别有意思的是，恰在胡适其实相当激进的20年代，曾任北洋政府部长的汤尔和却认为胡适那几年“论入老朽，非复当年”（注：汤尔和致胡适，1929年9月29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 年版，第545页。）。汤的话提示了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问题， 即北洋政府中人其实并不怎么“落后”。实际上，民初中国社会的趋新与激进曾大大超出新文化人的预想。胡适原以为文学革命“总得有二十五至三十年的长期斗争”才能成功，大出他意外的是，北京“那个守旧政府的教育部”竟然在1920年便明令各小学要从当年起在三年内全部使用白话教材，到1923年，中学国文课本也都采用国语（注：参见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3页。）。 以“守旧”著称的北京政府尚且如此趋新，遑论其余。
    当时中国社会和思想界的激进的程度也可从一则军阀的用语中看出。1924年秋江浙战争时，浙江卢永祥在其辖区征收“军需善后米捐”，买卖米均须纳捐。上海市县两商会曾呈请减免，卢氏复电称军需和民生都应照顾，较次的籼米可以免捐。较好的粳米，则“均为有产阶级所购，区区饷捐，摊之于各人，为数极微”，必须照纳（注：卢永祥事见《银行周报》第11卷第39号（1924年10月7日），第33页。）。 过去总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者才讲究阶级和阶级斗争，这里阶级意识已出于操生杀大权的军阀之口（虽可能是文人起草，总要得具名者的认可），此时世风之激进，可见一斑。
    一向“冲淡”的周作人在1926年时也认为“阶级争斗已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并不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他根本认为“现在稍有知识的人（非所谓知识阶级）当无不赞成共产主义”，只有“军阀、官僚、资本家（政客学者附）”才不赞成共产主义；他自己就“不是共产党，但是共产主义者”。几年前罗素描述他在中国的见闻时，也说中国的青年及其优秀教师中的大多数都是社会主义者（注：周作人：《谈虎集·外行的按语》上册， 台北里仁书局1982 年影印本，第261 -266 页；Bertrand Russell, The Problem of China, New York, 1922, p. 235。）。罗素接触的人当然有限，其所谓优秀教师者，大约应为多少说点英语之人。他们对社会主义，或者不过是向往而已。但这样的人中若已多数向往社会主义，余人自可想见。
    这样的激进化越来越难与国际风云分离，中国内部的思想论争也越来越呈“国际化”。自苏俄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后（实际上并未完全实行），北京学界思想界的左倾亲俄风气相当盛。1925年时关于苏俄是敌是友的问题曾在北方引起一起大争论，张奚若当时曾指出，“在今日人人对于这个重要问题不敢有所表示的时代”，《晨报》敢站出来公开发表反对共产和苏俄的言论，“令人非常可佩”（注：张奚若：《苏俄究竟是不是我们的朋友》，1925年10月8日《晨报副刊》。）。 部分可能由于当时执政的北洋军阀正在反对“赤化”，学界思想界为维持自身独立的清流地位，此时或不便站出来反共反俄，所以《晨报》此举的确要冒“阿附”的嫌疑。但从上述周作人等的观念看，思想界的激进恐怕是更为根本的因素。
    在20年代已被一般人认为“落伍”的梁启超或者有资格列入周作人所说的“政客学者”，他就确实反对共产主义。但他在1927年特别声明：“你们别要以为我反对共产，便是赞成资本主义。我反对资本主义比共产党还利害。我所论断现代的经济病态和共产同一的‘脉论’，但我确信这个病非共产那剂药所能医的。”（注：梁启超给孩子们书，1927年5月5日，收在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30-1131页。）梁启超说这段话是因为其子梁思永给他的信中“很表同情于共产主义”，据他的了解，“国内青年像思永这样的百分中居九十九”，与周作人的观察大致相同。而梁的表态尤其反映彼时各派思想的异同，曾经激进但早已被视为稳健甚或“保守”的梁氏“反对资本主义比共产党还利害”，还不足以说明世风的激进吗？
    我们再看梁启超的同路人张君劢的观念，张氏在1934年回顾“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时说：“马克思是最善于骂人，他骂英国的边沁为十九世纪普通资产阶级理智的预言人，骂陆克为新资产阶级之代言人，其他类乎此而更狠毒的话，不胜枚举”。从我们所了解的马克思看，他所论这些人与各类资产阶级的关联应为学理的指陈，并无骂人之意（据唯物史观的时代阶段论，类似“新资产阶级”这样的标签若限定在具体的时段内实稍带赞许之意）。从我们今日的语言标准看，这里更无一语说得上“狠毒”。那么，张君劢的“狠毒”究竟何所指呢？只有了解当时世风的激进，才知道“资产阶级”本身就是一个“狠毒”的标签，一旦被贴上便无还手之力。张自己就说他无法与陈独秀等辩论，“假定同他们辩，他们还我们一句话说：‘你们是资产阶级。’所以也不必同他们辩了。”（注：张君劢：《人生观论战之回顾》，《东方杂志》第31卷第13期（1934年7月1日），第9页。 ）此语最可见当时“话语权势”之所在，而张本人的激进也已暴露无遗了。
    尤其具有提示性的是，同样在1934年，曾任军阀孙传芳属下的上海督办公署总办的学者丁文江，也明确表示他“同情于共产主义的一部分（或是大部分）”，只是因为“不赞成共产党式的革命”，所以没有成为共产党员。丁的答案如何且不论，这样一个不管在当时还是今日恐怕都很难被认为是“进步”的学者觉得有必要提出并回答“然则我何以不是共产党的党员”这个问题本身，已足证当时世风的激进的确超过我们过去的认知（注：丁文江：《我的信仰》，《独立评论》第100 号（1934年5月13日），第9-13页。）。
    世风激进是社会主义能风行于中国而为各类人士所共同欣赏的一个重要外在环境因素，而其对立面资本主义的不得人心也提示着时人关注之所在。这正是伍启元所说的中国思想界“以迎拒西洋资本主义制度和它底文化精神为核心”一语的写照，也与他所说的全球资本主义化相关。由于“近世科学的发达和资本主义的进展把整个地球打成一片，无论愿意与否，现在中国已是世界的一部”。不仅“中国社会一切的转移”受到“世界巨潮底动向所激荡”，就是“中国学术思想的转移，也不过是跟着世界学术思潮的蜕变而转捩”。结果，“一切适合于中国的或不适合于中国的思潮，都先后的被绍介到中国来，而许多国际思想界的争辩，都在中国重复一遍了。”（注：伍启元：《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第2、25-26页。）
    既然大家接受或反对的，都是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相关的思想观念，而“国际思想界的争辩”也在中国来重复，“西方”分裂之后中国已成为各种不同的西方“主义”竞争的战场这一时代特征就充分凸显出来。的确，西方模式既然有好有坏，各种西方“主义”又不一定都适合于中国，中国人对西来的“主义”有所选择自是逻辑的发展。在此语境下，像科学、民主这类五四时的核心概念在后五四时期曾引起数次较大的争议。
    这些思想论争的一个共同特点，最能体现自19世纪末以来整体的西方文化优越观在中国树立之后又出现“西方”的分裂这一特征：五四以后思想界的争论各方的主要思想武器均是西来的。对中国士人来说，需要解决的问题仍是“中国”的，但那时提出的解决方案，即参与竞争的各种观念主张之中，纯粹“中国”者已不复存在。西方的分裂确实导致一些人在不同程度上提倡“东方文化”，但下文可以看到，他们所提出的具体政治主张其实仍基本落实在西来的方式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