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西方分裂之后：为他人作战场
    杨铨在1924年提出，中国思想的西化始于清季，从康有为的《大同书》和谭嗣同的《仁学》到后来的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中国之近代社会思想几于完全为中西文化接触之产物”。这些思想“大多对于中国社会缺少深刻之观察与精密之分析”，有明显的西来特性（注：杨铨：《中国近三十年之社会改造思想》，《东方杂志》第21卷第17期（1924年9月10日），第55页。）。12年后， 陈端志注意到：“中国在这十余年新文化运动的过程中，所给予我们的各种思想和论战，都逃不掉模仿的一个阶段。他们都忘记了自家的立场，他们只迷信着人家的方法，要想用同一的模型仿效成功。西方文化学者无论矣，就是提倡中国文化的东方文化学者，他们除了和罗素一样地赞美东方文化外，始终还是没有立下东方本位的文化，他们亦仅模仿而已”（注：陈端志：《五四运动之史的评价》，第338页。）。
    他们所观察到的清季特别是民初各种思想观念的西来性质这一客观事实看上去似乎带有“民族虚无”意味，其实不过凸显了受进化论武装的近代中国士人普遍具有的“面向未来”倾向。美国学者爱默森在讨论民族主义的发展时提出：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全民族目标和价值体系，不是从传统中生出，就是指向一个风格不同的未来（注：RupertEmersion, From Empire to Nation: The Risetoself- assertionof Asian andAfricanPeopl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University Press, 1960, p. 367.）。前者回向传统， 从历史中寻找昔日的光荣；后者面向未来，从前景中看到民族的希望。由于近代中国的新与旧本身已成价值判断的基础，故从传统中生出的一派不可能成为主流。而且，守旧派确实既提不出对现实问题的解决办法，更不能从复旧（已经失败的旧）中保证比现在更好的将来。对趋新派而言，既然传统不能提供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思想武器，向西方取经即是自然的取向；而且他们无不希望借西方之药以疗中国之疾，故能描绘出充满想像的美好前景，并进而可以提出无限多种可能解决现存问题的办法来（注：参见罗志田《新的崇拜：西潮冲击下近代中国思想权势的转移》，《学术思想评论》第6辑。）。
    但“老师侵略学生”这一事实又是每一个趋新中国士人所不能回避的现实，故民初中国思想界的状况是一方面尊西的风气仍在成长，另一方面反西的情绪也在发展。自西方文化优越地位在中国确立后，中国人反西方已越来越多地采用西方方式（如1905年的反美运动即首次以西方的“文明排外”方式进行，与数年之前的义和拳运动大相径庭）。随着“西方”的分裂，再加上中国读书人潜意识中以夷制夷的愿望仍在起作用，不同的西方“主义”遂在中国大起争战。
    胡适在五四前后似乎已隐约意识到这一点，他主张多谈问题少谈主义，或即因问题是中国的，可用西法解决之；而“主义”都是来自西方的，实不啻自我争斗。更了解西方的胡适显然不愿意让中国为他人作战场，但多数的人或尚未意识及此，故后五四时期思想界的西与西斗现象非常明显，清季以还的中西“学战”逐渐变为中西名义下实际的西与西战。
    最有特色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两个最基本的口号科学与民主在后五四时期引起的较大争论，即1923年的“科学与人生观”之争和北伐成功之后关于“人权”的论争及九一八之后的“民主与独裁”之争，前者以科学派大胜作结，但获胜的“科学”更多只是个象征；后者因为国难影响下民族主义的兴起等原因，大致是一个民主与独裁并进的结局，即执政的国民党政府基本实行独裁而民间仍有大量知识分子以民主为口号。这两大争论可以说是后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对五四基本理念的反思，从思想史的角度对此反思进行检讨只能另文为之，这里只简略论及其凸显西方分裂的一面。
    1923年的“科学与人生观”论争时，双方的主将张君劢和丁文江均于1919年随梁启超西游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其所观察到的，以及其所援以为据的，其实多是西人自己对西方文明的不同反省，只不过将战场移到中国而已。论战中张君劢一方相对更具“东方文化”意味，但丁文江在其第一篇反驳文章的一开头，就点出“玄学鬼”的西来性质，明确了这实质上是一场西与西战。中国作为西方观念的争论战场自有其重要意义，西人自身的不同反省在中国的重演（或引申）正好凸显了“西方”这一整体形象在中国的分裂（注：丁文江：《玄学与科学》，收《科学与人生观》，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横排新版，第41页。）。
    “赛先生”虽曾受到挑战，但其地位基本稳固。相比起来，在激进的世风下，另一五四人特别注重的“德先生”在民国初年的经历就远没有那么顺利。伍启元在30年代初观察到：“科学虽是受过一度的反对，但现在已深深的走入中国所有的青年的脑海中。”然而“‘德谟克拉西’在中国的地位怎样呢？现在执政者不肯欢迎真正的‘德先生’，一般人民正在用怀疑的目光去注视‘德先生’，有许多人正大声疾呼的反对‘德先生’”（注：本段与下段，参见伍启元《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第114-119页。）。这正是北伐后《新月》派知识分子与国民党政府关于“人权”论争的语境。
    那次论争很能体现“西与西斗”的特色，两造的思想武器其实多为西来，国民党虽已绝俄，其统治方式可见明显的苏俄影响；而《新月》派的基本主张当然是西来的，他们的目的其实仍是怎样在中国推进“德先生”。伍启元指出：当时胡适正是“完全站在西方文化学者的地位来讨论人权，介绍和宣传‘德谟克拉西’”。因为“科学在中国可算是成功了，但‘德先生’在中国处处不及‘赛先生’”，故胡适是“抱着介绍‘赛恩斯’时的精神来介绍‘德先生’”。综观那次人权运动，“若果说他们是反国民党，无宁说他们是介绍西洋文明的‘德先生’”。九一八之后的“民主与独裁”之争是“德先生”遇到的又一次挑战，论战双方皆以西洋留学生为主，我们如果考察他们的观念，同样具有明显的西与西战性质（详另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