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在政治学习运动中的反应与收获
    旧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特别是以欧美学生为核心的上层知识分子，在解放战争后期主要受爱国精神所支配而投向共产党，他们中的多数人对共产党和马列主义并无了解。革命胜利后，民族获得了独立，国家实现了统一，社会秩序迅速稳定，通货膨胀得到治理，人民政府和共产党的干部表现出了同国民党截然不同的清正作风，赢得了知识分子的衷心敬佩。许多敏感的、进步的知识分子几乎在解放的同时就开始对自己的历史与思想进行反思。许多人因置身于革命之外或没有亲自拿起刀枪投入战斗而产生了强烈的愧疚感、自卑感。有些人则感到社会剧变使自己几十年积累起来的学问“顷刻之间都归于无用，化为乌有”。“几十年的修养和锻炼所搏得的社会地位”“也随着变为污泥，化为粪土。精神上很觉着穷乏。好像是一身褴褛，两手空空的赤贫了”（注：燕树棠：《学习一周年小结》，《光明日报》1950年6月13日。）。 对共产党的敬佩和因对革命无功而产生的“自卑”“惭愧”之心与“穷乏”之感成为一部分知识分子参加政治学习，努力进行自我改造的思想基础。但是，有组织地学习政治、检讨思想，对知识分子是一件新鲜事，人们的认识和态度还是大有区别的。
    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和国共两党斗争时期的“民主教授”，是政治学习运动的倡导者。当时，郭沫若、李达、张友渔、史良、黄炎培、马叙伦、雷洁琼等人纷纷发表谈话、文章，或者号召知识分子进行学习与改造，或者对政治学习运动表示热烈的响应。1949年7月， 出席全国教育工作代表会议筹备会的北大教授张志让和中央大学教授、老教育家张士一发表谈话，建议教代会筹备会与有关方面配合，发起以教育工作者为主体的政治学习运动。他们认为，教育工作者负有教育青年的责任，必须先学一步：这个运动的目的，首先是了解新思想，“研究马列主义，研究毛泽东思想，研究新民主主义政策”（注：《光明日报》 1949年7月27日。）。张志让还在1949年9 月出版的《新建设》创刊号上发表题为《探求新知批判利用旧学与大学教育前途》的文章，称“我一向认为研究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目前教育界第一重要课题。而要实现这个要求，最好的方法是发动一个全国性的运动。这一运动必须立刻发动，必须普遍推行。它必须包括全中国大中小学的全体教职员，及研究教育和从事其他教育工作的一切人们”。
    然而，并不是所有进步知识分子都赞成组织教师学习政治。叶圣陶先生在《北上日记》中记载：1949年3月14日， 他在济南与郑振铎听说北平解放后“教员个人俱拟令受政治训练，心为殊可不必。并此数日，叔老（陈叔通-本文作者注）曾谈及，凡国民党之所为，令人头痛者，皆亦反其道而行之，否则即引人反感。而令人受训，正是国民党令人头痛者也”（注：《叶圣陶集》第22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6 月版，第42页。）。叶圣陶、郑振铎、陈叔通的态度，说明原国统区的部分知识分子对于政治学习是有抵触情绪的。
    进步的高级知识分子尚且如此，政治上处于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的态度可想而知。尽管许多人已经认识到，新的社会制度建立后，接受改造是他们的唯一出路，然而，在政治学习的起始阶段，“几乎有一半人存在着怀疑和对抗思想”（注：《光明日报》1950年8月17日。）。 “很多人觉得自己的思想，本来是不反动，不错误，不落后的，还要改造它干什么？还有人以为研究学术是应该自由的，必有研究的自由，才能从多方面求得真理，不应该以一家之言，限制住了每一个人的思想领域，所以认为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了解认识则可，用它来改造自己的思想，大可不必。也有些人认为‘改造思想’是专对政治人员说的，有学问的人，不会造反，思想改造与否，有什么关系！”（注：更生：《“思想改造”与批判利用旧学》，《新建设》第1卷第4期。）极少数教师“看不起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认为这只是公式教条，不算学问，因而拒绝学习，而且以为抗拒学习，正是表现一个有学问的人的骨气”（注：剪伯赞：《教师学习的问题很多，主要的还是思想问题》，《光明日报》1950年8月11日。）。有些人不但听不得“改造”二字， “甚至还把政治理论学习与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代的所谓党义课等量齐观”（注：《光明日报》社论：《开展全国教师的学习运动》，1950年8 月11日。）。一些一贯以社会名流自居的大学教授，在众人乃至学生面前否定自己的历史，检讨思想，更觉得丢人之至。所以，他们起初参加政治学习，不过是“时局如此”，不得不“奉命学习”、虚应故事，谈不上有什么自觉与热情。然而，社会的进步、环境的压力、组织的力量，使所有的人或者出于自觉，或者出于自救，或者出于无奈，都不能不参加这个运动，因而受到程度不同的教育和触动。
    政治学习运动的前期是真正的学习活动，后期则是地地道道的检讨运动。这个运动的主要作用是增进了知识分子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了解，推动了他们对新的社会制度的认同；增进了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加速了他们在政治上思想上与共产党、新社会融合的进程，并促使他们对学术与业务思想进行审视与反思；通过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等的批判，使他们认识到了思想上的缺点，提高了自我改造的自觉性。执政党的意图是通过政治学习从思想上改造知识分子，但实际运动基本上没有进入思想的层面，而停留在政治的层面。当时的知识分子检讨，内容涉及家庭背景、教育背景、政治历史、政治思想、人生观等许多方面，但重点是检查历史上的政治性错误，批判在原来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广泛存在的“超阶级”、“超政治”、“为学术而学术”的思想，检讨作为这些思想之基础的个人主义人生观。有些人的检讨相当诚恳、深刻与尖锐。就促进知识分子认同新的制度和否定自我来说，这个运动是达到了目的的。
    发起政治学习运动，当时有其必要性，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不能估计过高。1949年、1950年间，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觉悟、对共产党和新社会的认同程度迅速提高，主要不是政治学习的成果，而是来自他们对共产党的治国政绩和新社会的感受、观察与分析。费孝通先生在1950年初发表的《我这一年》、《解放以来》两篇短文，当时传播极广，影响很大。他说解放后自己的思想转变过程是“闹改造”、“讨论会、学习会都参加了。结果呢？也许除了要求进步之外，还是没有摸着边”。他从切身经验中明白了一点，即“也许只有在‘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中，才真的说得上改造”（注：《我这一年》，《人民日报》1950年1月3日。）。在运动的高潮时期，许多人检讨深刻，好像收获极大；高潮一过，又有不同的说法。开国一周年之际，很多著名知识分子发表的畅谈解放后思想变化的文章，很少提到政治学习。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甚至公开说“过去的一年里，政治教育的方式上我们犯了些错误。我们太注意形式上的思想总结。”（注：《头一次国庆纪念》，《光明日报》1950年10月1日。）这些情况表明， 政治学习运动的作用并未得到人们的一致肯定。
    政治学习运动在思想总结这个环节上发生的“左”的偏差，对知识分子的群体精神是有损害的。运动的目标本是清除“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对于什么是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却没有明确界定；人们批判和检讨的，充其量是无所不包、似是而非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思想，这就不能不造成简单地否定他人、否定自我、否定整个知识分子群体的倾向。革命胜利后，许多知识分子已经产生了程度不同的自卑感、愧疚感，自认为觉悟、地位乃至人格、道德都比工农低了一截。政治学习运动又从外部对知识分子的历史与思想进行简单的否定。这种主客观两方面的压力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进一步发展，终于导致了知识分子群体的自我失落、人格分解与精神变异。
    政治学习运动初步地涉及了科学与学术领域。许多人通过批判“为学术而学术”和“单纯业务观点”，确立了学术为政治服务、为人民服务的立场。自然科学也有阶级性的观点得到广泛传播，有人开始以李森科、米丘林的理论批判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说。“五四”以后从西方传来的社会科学必须完全否定，新中国的社会科学必须重起炉灶，旧中国过来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进行脱胎换骨式的改造，成为主导性的思想。1950年1月，冯友兰先生发表谈话和文章， 公开否定自己的学术思想和《新理学》，对于推动学术领域否定既往、转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起了带头的作用。
    结语
    （一）建国前后的政治学习运动，本质上是一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其指导思想、学习内容、组织形式，特别是普遍进行以自我检讨和群众批评为特点的思想总结的学习方法，表明它是中国共产党把延安整风时期形成的改造党内知识分子的理论、政策与方法运用于党外知识分子的开端。
    （二）革命胜利后，用适当方式对知识分子进行政治与思想引导，使之认同新的社会制度，确立为新社会服务的立场，是必要的。但是，在教育事业尚未从长期战乱的破坏中得到恢复、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还不稳定的情况下，匆匆发起这样的运动至少是操之过急的。它推动了知识分子对共产党和新社会的认同，但过分否定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用运动的方式解决思想问题，把科学和学术问题政治化，作用则是消极的。
    （三）思想总结中发生的“左”的偏差，是把党内的知识分子政策和延安整风审干的做法机械地运用于党外知识分子的结果。这些偏差当时受到批评和制止，但没有得到彻底纠正。在后来一系列以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政治运动中，这些“左”的偏差重复出现并逐步扩大，终于发展为知识分子政策的全面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