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刻，被人们称之为“会说话的石头”。在素有“山西碑刻之乡”的河东，光绪三年（1877），即农历丁丑年，发生了山西二百余年未曾有的重大旱灾，故时人称之为“丁丑奇荒”，因这场重旱灾又延续到光绪四年，即农历戊寅年，因而亦称为“丁戊大荒”。“丁戊大荒”，在正史中的记载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一些正史记载太过简略，对灾情及救灾措施及其留给人们的恐怖心理，略而不详。事实上，大灾结束后不久，河东地区许多村落纷纷刻碑，记述了这次可怕的灾害，从许多方面弥补了史载之空白。
    首先，从碑文的数量来看，十数通碑文记载同一个重大的事件，即使是在素有三晋碑刻之乡的河东历史上，也颇为罕见。其次，仅就碑文的内容而言，记录下来的更多的是劫后余生的切身感受，表达出来的更多的是亲见亲历的细节，成为与史书相互补充的重要资料。如，现存于运城市上王乡牛庄村的《丁丑大荒记》、运城的《悲灾荒歌》，芮城县的《荒旱及瘟疫狼鼠灾伤记》、《创修五圣祠碑》、《狼鼠灾伤记》，稷山县的《历年遭劫记》，万荣县的《村社灾情碑》、《荒年志》，平陆县的《灾年后掩藏暴骨记》，闻喜县白石乡十八堰《灾情碑》等碑刻，这些碑刻，均为亲历大灾，劫后余生的人们所撰刻，为史书所欠缺，是研究这次旱灾的珍贵资料。众多碑刻记载这次大荒灾象之具体，数据之细致，内容之丰富，揭示人们心灵之惨痛，言语之戚切，用心之良苦，至今读来仍是历历在目，心灵震撼。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有不少学者对这场旱灾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如何汉威先生的《光绪初年（1876-1879）华北的大旱灾》（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郝平先生、孙丽萍、王金香女士以及笔者的一些论文（注：孙丽萍：《山西通史（近代卷）》卷陆，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郝平：《山西“丁戊奇荒”的人口亡失情况》，《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
    郝平：《浅析山西“丁戊奇荒”的受灾强度及社会反映》，《中国经济史学通讯》，2002年第2期。
    王金香：《洋务派与“丁戊奇荒”》，《黄河科技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郭春梅：《光绪初年山西旱灾初探》，《中国地方志》，2003年增刊。
    郭春梅：《清光绪村社灾情碑研究》，《文物世界》，2003年第5期。），均对此次大灾荒的被灾程度、灾象、清廷的救灾措施和大灾的原因及社会影响等进行了不同角度的研究。以往的研究资料多是以传世文献为主，而本文拟在原有的研究基础之上，以目前存留的碑刻资料为主，结合地方志资料，以此次被灾最重的河东地区为个例，从具有代表性的微观化个体研究入手，对这场特大灾荒对河东社会的影响作一较详细的探讨。试图以个体的状况说明区域的社会问题，以区域的灾象反映当时清政府的救灾状况，并以此说明碑刻资料对认识这场大灾的独特价值。
    一、河东旱灾发生的时间及粮食问题
    河东，自古即为山西境内的重要产粮区。受地理环境和气候影响，有清一代，此地区“屡遭荒旱”。这实际上应了山西的俗语和自然状况：“十年九旱”。这“九旱”是民间已经习惯了的“略受饥馑”的小旱，即如碑文所言“自我清定鼎以来，历传九主，花甲四周，君圣臣良，民安国泰，即嘉庆癸酉、道光丁未、咸丰庚申、同治丙寅，虽屡遭荒旱，不过略受饥馑。”（注：芮城县碑刻《荒旱及瘟疫狼鼠灾伤记》。）
    奇怪的是，这场大灾在《清史稿》中并未用过多的笔墨。据《清史稿》记载“（光绪）三年四月，武进、沾化、宁阳、南乐、唐山旱，应山夏、秋大旱。四年春，东平、三原旱。七月，内丘、井陉、顺天、唐山、平乡、临榆旱。”（注：《清史稿》卷四三《灾异四》，中华书局，1977年。）“光绪三年，山、陕大饥，（吴大澄）奉命襄办赈务。躬履灾区查勘，全活甚众。”（注：《清史稿》卷四五○《列传第二三七》。）据大灾后所编撰的《山西通志》记载，（光绪三年）山西大旱，“而究其被灾最重之区，实止平、蒲、泽、解、绛、隰、霍州府，秋禾无成，春麦失种。”（注：王轩、杨笃等纂修：《山西通志》（光绪朝）卷八二，《荒政记》，中华书局，1990年，第5639页。）从《清史稿》和通志略而不详的记载中我们只知道光绪三年发生旱灾这一事件，却并不能切身感受到这次大灾对时人造成的毁灭性打击，而碑文却带给了我们这样的感受。另从旱灾发生时间来看，碑文记载也不相同。芮城县碑刻《荒旱及瘟疫狼鼠灾伤记》清楚表明，光绪二年，河东一些地区的旱灾已经显现，碑文这样描述道：“窃忆光绪二年，岁在丙子，天气亢旱，秋夏薄收。”说明在光绪二年，河东已有部分地区出现了程度不一的旱灾，以至于应该夏秋收获时节却出现“薄收”现象，这无疑减弱了此地一般民众来年抗灾的能力。
    诸碑文详细记载了光绪三年夏至四年春的各方面的资料，如运城的碑文《丁丑大荒记》记载“光绪三年岁次丁丑春三月，微雨，至年终无雨，麦微登，秋禾尽无，岁大饥。平、蒲、解、绛等处尤甚。”（注：运城市碑刻《丁丑大荒记》。）芮城县碑文《荒旱及瘟疫狼鼠灾伤记》记载“至次年丁丑，自春迄秋旱魔为虐，二麦皆未交土。旧既没，新亦无望，室罄空悬；谷未熟，菜仍弗生，腹枵难忍。”（注：芮城县碑刻《荒旱及瘟疫狼鼠灾伤记》。）运城《悲灾荒歌》记载“光绪三年至四年，十有余省无收田。”闻喜县白石乡十八堰村光绪三年《灾情碑》记载“光绪三年不幸旱魃为虐，乃以本年无秋，四年无麦。”以上碑刻，不仅详细记载了当时一年春夏的气候与农作物无法下种的情况，而且详细描述了旱灾时人们的生活状态，对同样记载此事的《山西通志》及地方志是重要的细节性的补充，使后人虽历经上百年，仍仿佛亲眼看到了旱灾发生时的景象。数通文字不同，但内容相近的碑文，已表明不论从范围和强度来讲，河东地区都在经历着一场极为严重的旱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