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旱灾中河东地区惨绝人寰的灾象
    河东地区在这次大灾中的损失惨重，而生命和家庭的毁灭更是令人触目惊心。进入清代的山西，如同全国一样，人口进入了稳步快速的增长时期，据统计，乾隆十二年，山西人口为950.9万人，三十六年为1062.6万人，四十一年为1250.3万人，到四十八年，山西人口已有1303.6万人，由此可以看到此时人口的递增速度。而到光绪九年猛然衰减为1074.4万人（注：王轩、杨笃等纂修：《山西通志》（光绪朝），卷六五，《户口》。）。
    据光绪《永济县志》和《虞乡县志》载，永济县在光绪二年有59279户，337207人，经严重旱灾，光绪十二年仅剩21171户、75513人。虞乡县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有18721户、105655人，经光绪三年旱灾后，仅有8641户、35625人（注：永济县志编纂委员会：《永济县志》，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1页。）。
    以上这些史料记载多为抽象的数字，而碑刻有关的记载除了非常详细，更注重的是大灾后惨绝人寰之景象。如运城碑刻记载该地区“人死或食其肉又有赀之者，甚至有父子相食，母女相餐，较之易子而食，析骸以爨为尤酷。自九、十月以至四年五、六月，强壮者抢夺亡命，老弱者沟壑丧生。至处道瑾相望，行来饿莩盈途。一家十余口，存命仅二三，一处十余家，绝嗣恒八九。……而村庄共绝户一百七十二户，死男女一千零八十四口，总计人数死者七分有余。”（注：运城市碑刻《丁丑大荒记》。）芮城碑刻记载该县百姓“或摘槐实以疗饥，或剥榆皮而延命，或拾雁粪以作饼，或煮皮绳而为羹，处处鸿思鼠泣，人人鹄面鸠形。乞食远方，亲老委沟壑，尽作他乡之鬼；逃舍故里，子幼置道路，哭杀无主之魂。人食人而犬食犬，腥气冲天，鬼神为之夜哭；父弃子而夫弃妻，饿尸横野，天地于焉色黯。八口之家死五六，十室之邑留二三。”（注：芮城县碑刻《荒旱及瘟疫狼鼠灾伤记》。）芮城县西陌乡红梦营村光绪十九年所立碑刻《创修五圣祠碑》记载，“值丁戊大荒，禾稼不登，人犬相食，二十余家所存仅二三焉”。平陆县碑刻《灾年后掩藏暴骨记》记载“究之走死逃亡，枕骸遍野，能相救活者，每村十分之中不过二三。”闻喜县白石乡十八堰村光绪三年《灾情碑》也记载，灾前有户五十，人一百八十八口；秋收后计存户仅十七家，人五十五口。
    由此来看，由于河东是重灾区，所遭受的损失较其他地区而言更为严重，人口锐减的程度，远远超过全省的平均水平。按碑文和地方志记载，至少减少了十分之六、七，使生产力水平和人口增长受到重创。
    五、对“崇简去奢，耕一余三”传统的重新认识
    民风习俗既是一个地区文化传承载体的具体表现，又是当时真实社会生活状况演变的具体写照。从河东地区来看，民风纯朴是主流，却也有奢华为支流；旧时节俭为遗风，大灾之前一些地区以奢靡为时尚。《山西通志》记载河东各县区多为“垣（曲）民淳厚，男勤耕，女勤织，崇节俭，敦孝友，急贡赋，恶淫风，畏刑辟，不谙商贾，不事华靡”（注：垣曲县志编纂委员会：《垣曲县志》，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11页。）。
    而此时的一些地方志和碑文更详细记载了当地习俗的变化。
    如《临晋县志》记载：“临俗素称勤俭，有唐魏遗风。近来渐入奢华，婚祭之事，其先止用七簋，渐加为十全，又加为六六八八，各名目夸多门靡，几至缺一不可，衣服车马皆有踵事增华意焉。……丧礼初丧即葬，不请堪舆，不讣亲友，不用鼓乐。无力之家多为之，谓之‘偷埋’。惟不动烧纸盆，必待择日另葬。…俗以为所关甚重。（另葬日及）清明、十月朔，阖族在祠堂预备祭品上坟。大户祠堂多建戏台，是日演戏祭祖，竟有用于坟茔者，诗礼之家亦踵而行之。噫！春露秋霜之时而忍为此哉。《语》云：‘习俗移，人贤者不能免’…唐虞三代之风不复遇今日乎！”（注：《临晋县志》（光绪朝）《风俗》。）
    《蒲州县志》也记载并感慨“郡俗以勤俭闻者久矣。然其所为勤者，或逐刀锥于末富，而力不尽乎田蚕，计不知乎树畜。幸岁一获，则妇子饱食而嬉，丈夫负柱而息。…勤俭之旧亦尽失焉。”（注：《蒲州府志》（光绪朝）卷之三，《风俗》。）
    安邑县志也记载，“近卤之区，习为奢靡。”（注：《安邑县志》（光绪朝）卷之二，《风俗》。）
    河津县更是由于地处于贸易中心，“而今且商贾盈途，渐趋繁华。固缘生齿日多，亦力持风教者所宜加之意也”（注：《和津县志》（光绪朝）卷之二，《风俗》。）。
    闻喜县碑刻也这样记述道：“余庄数年以来，或吸食洋烟，或贪好奢靡，以致十室九空，毫无蓄积，一遇岁凶，束手待毙而已。”（注：闻喜县白石乡十八堰村光绪三年灾情碑文。）
    由此看来，大灾之前，河东地区的人们多沉醉在一片陶陶然不知所忧的太平盛世之中。由于社会安定，衣食基本无忧，社会上讲究礼节，攀比排场成为一种时尚，乃至于一般人家家无积蓄，结果在大旱来临后，毫无防范和准备的人们就难以渡过这场大灾，遭受到创痛和损失就更大、更重。
    自然灾害的无情打击，使人们痛彻心扉，刻骨铭心。灾情稍缓，幸存者便先后撰文树碑，详述灾情，以警示后人。
    通观各碑文，无不在对这场大旱灾进行深刻的反思：“嗟夫！此昊天上帝不我虞，父母先祖之予忍哉！亦人之暴殄天物，上干天怒以致此耳。”（注：平陆县碑刻《灾年后掩藏暴骨记》。）“岁曰天灾，抑亦人之未预备于旱也。”（注：运城市碑刻《丁丑大荒记》。）“说者谓饥馑戕生，天实为之。子辈窃谓不然。夫天灾流行，何地蔑有，所赖以补救者人耳。”（注：闻喜县白石乡十八堰村光绪三年灾情碑文。）“窃思天灾流行，亘古不免，甚可畏此，奢华之道，竟致此荒之大也。”（注：万荣县光华乡南火上村碑刻《荒年志》。）
    这是对大灾前人们生活方式的反思，它深刻而充满了自责，把不可避免的天灾看作是时人的过度行为和生活方式所引起，要求人们永记这血的教训，要求后人永远保持着一种对人类行为的自我约束和撙节，永远保持着对大自然敬畏并谨慎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