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一股相互竞争的浪潮中，16世纪的欧洲产生出一批新型的国家。但严格地讲，这些国家除了荷兰以外都还不是“民族国家”，而是中央集权的王朝君主国家或绝对主义国家。不过，正如恩格斯所说：“在这种普遍的混乱状态中，王权是进步的因素……王权在混乱中代表着秩序，代表着正在形成的民族。”(12)不难看出，新型国家的本质就是主权国家。而国王和他的政权，往往就是这种新型国家的象征。实际上，在现代西方政治思潮中，国家这个理念经常与一个能管理和控制某个既定社会的、非人格的、具有特权或宪法秩序的观念相联系。而且这种观念直到16世纪晚期才成为欧洲人们关注的对象。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个人或人民拥有其国家公民权的观念才能被确定。(13)“民族与民族主义”就是在这样的土壤中产生的，因为这些新型国家必须从历史和理念上寻求自身的合法性。宗教派别、血缘关系、独特的族群和文化的纽带都成为重要的依据，英国率先认为自己是上帝的第一个儿子，实际上宣告了一个新的民族的诞生。(14)法国的路易十四宣称自己是太阳王，而德意志人则开始强调“亚当是一个德意志人”(15)。其他欧洲人也纷纷寻找自己优越和独特的民族特性并创建自己的国家，于是，现代国家在经济发展活跃地区的外围出现。就财富而言，竞争中的权力集团--地主和商人在互动中彼此受益。这两大集团显示出了共同的愿望：为发展和战争提供资金以增强国家实力，从而在国家事务中拥有更多的发言权。(16)因此，这些新型国家的一大基本特征就是好战(warlike)，战争对于它们来说“并非最优的政策选择，而是一种有机的需求……统治者拼装起来的全部国家机器很大程度上是战争的副产品”(17)。的确，在现代早期的欧洲，战争频发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按照安德森所引的数据，整个16世纪，欧洲只有25年没有发生过大规模军事行动；17世纪，只有7年没有发生国家间的大战。(18)英国在所有这些行动中都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参与，事实证明，这样的竞争非常有助于英国民族意识的形成。(19)在欧洲大陆，统一王朝国家的中央集权化措施(如法国等)也在很大程度上逐渐促成了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并取得了某种领先的优势。而四分五裂的德意志则处于不利状态，为了统一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从17世纪以来，欧洲其他强国一直把地处欧洲中央的德意志作为实现各自野心、安全目标和权势投射(power-projections)的舞台。尽管黑格尔一再论证“作为国家民族，其实体性的合理性和直接的现实性就是精神，因而是世上的绝对权力。……是拥有主权和独立的实体”(20)。但周围的大国并不愿意给德意志提供这样一个实体。在克里米亚战争、意大利统一的法奥战争和“大众政治的兴起”损害了维也纳体系的原则--复辟、君主合法性和反革命之后，俾斯麦领导下的普鲁士终于抓住机会实现了自己的梦想。结束了五百多年封建割据造成的四分五裂局面，促进了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到19世纪末，德国工业生产已超过英法等先进工业国家，跃居世界第二位。(21)而早已完成这一任务的英国，则成为第一个工业化强国。由此可见，创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平台对发展所具有的极端重要性。这些民族国家的性质，按照斯大林的观点，都是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因为这些所谓“现代民族”都是资产阶级民族，例如法兰西、英吉利、北美利坚以及其他类似的民族。(22)尽管如此，这些民族国家与此前过渡状态的王朝国家却有了巨大的差别--它们的属性发生了变化，人民的身份从“臣民”转化为了“公民”。其根本性的标志是，人民主权取代了王权，国家利益取代了王朝利益。(23)从世界历史发展的阶段看，这些首先登上民族国家榜首的都是“强势民族国家”(24)。它们是最先开始构建民族国家平台的一批国家，也是当今发达国家的主体。这些国家是其自身发展与国际争霸的态势交织在一起的产物，它们存在于由其他民族国家所组成的联合体(国际社会)之中。它们不仅需要解决内部的矛盾，也需要与地缘政治竞争对手或者国际压力做顽强和智慧的抗争。这一点在德意志统一过程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因此俾斯麦才会说：“实现了国家统一后，我的理想一向是不仅要取得欧洲弱小国家的信任，而且要取得大国的信任。”(25)一些德国研究者在不同场合也表达过相似的看法：所谓的“德国问题”从来就不是德国一国的问题，而是一个欧洲问题。(26)同样，其他欧洲民族国家的独立和构建，基本上也是在各种不同的国际态势下，通过自己奋力拼搏所取得的成果。
    霍布斯鲍姆对此进行了总结：“民族只是在其与某种形式的现代领土国家联系在一起时才成为了一个社会实体--民族国家，除非将两者联系起来考虑，谈论民族与国家是毫无意义的。”(27)现代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发展与争霸的历史，决定了一个民族寻求其国家独立和建构已经不是纯粹的“家事”，而是与他国的利益密切相关的事情。托克维尔正确地指出：各国的利益相互交织，它们的意见也彼此相同，所以一个国家一有风吹草动，其余所有国家也无法保持安宁。而现代国家之间的相似性，使得在冲突中能多派兵的国家必然胜利。因此，欧洲发生民主革命的后果之一，就是人们重视战场上的兵力优势，强迫所有小国合并于大国，或至少参加大国的势力范围。(28)在这样的态势下，一个在抗争旋涡中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总是力图让其他未能独立的民族和国家保持原有的状态或加入自己的阵营，而将自己原有的对手分裂成为较小的国家以便减轻自身的压力。几乎从民族国家诞生之日起，民族分裂的端倪就开始显现。因为，“与潜在的敌人同样强大并没有真正的安全感；只有比敌人稍微强大一些才有安全”(29)。而削弱对手最有力的方式就是造成对方的分裂--民族问题往往是煽动这种分裂最适当的口实。因此，所有的民族国家都将自己疆域的完整和统一视作第一要务，而将其他的国家选项放在第二位来考虑。只有保证了自己的主权不受侵犯，疆域不致分裂，其他的现代化任务才有可能提上日程。
    要成功地完成历史赋予它的现代化任务，这样的主权国家就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内部的整合，创造出一个新形势下的“民族认同”，包括民族的观念，共同的象征，一系列公民的权利和义务，通过教育和广播传媒强化民族的形象，甚至包括确定共同的敌人，等等。(30)安东尼·史密斯指出，现代民族主义是现代化起步的意识形态，是催生现代国家的重要力量，没有民族主义，就没有现代国家。民族主义是构建现代国家的重要工具，因此，民族主义与现代国家是共生物。(31)换言之，现代化催生了民族国家，而民族国家反过来推动着自身的现代化进程。从历史的角度看，只有欧洲和北美的民族国家构建率先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并基本按照这些强国的意志决定了其他国家的疆域，分享了全球化进程中份额最大的蛋糕。
    二、两种不同类型国家的民族问题民族国家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产物，然而，民族国家从其诞生之日起就隐含着与生俱来的内在矛盾。民族主义观念既是现代国家的催生婆，也是分裂现代国家最有力的武器，一个现实的问题是，民族聚居地域与现代主权国家的疆域并不完全重合，“天然疆界”只在极少数的情况下存在。现代主权国家建立在什么疆域之上，现代的民族国家按照什么原则来划分彼此的疆域，就一直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时至今日，领土问题依旧是各国间最难解决的问题。安东尼·史密斯认为，民族主义在初始阶段有一种解放的力量，它破坏了各种各样的地方主义、习惯和部族的力量，帮助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政权。(32)但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现代民族国家，尤其是多民族国家，同样也受到了这一原则的挑战，因为“民族主义主要是一种政治原则，它坚持政治与民族的单位必须一致”。一些学者甚至断言，没有现代的国家政权，就没有民族主义问题。(33)按照马克斯·韦伯的看法，民族国家是国家与民族的结合，它本身代表着政治的权利和文化的观念，两者的相互支撑构成了民族国家合法性的基础。(34)到法国大革命以后，这种思潮已经发展成为要求每个民族都建立本民族政权的政治原则。(35)它意味着，民族国家构成的理论要素同样成为现代主权国家分裂的基因。学术界常常认为民族主义是一柄双刃剑，就是指这种内在的矛盾。在理论上，可以假定存在一种单一民族的国家，一种毫无意义的共同血缘和部落起源的单一民族组成的现代国家，但在现代世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欧洲、美洲及亚洲，基本上没有什么民族纯粹的国家。(36)再加上全球化时代的移民浪潮，使得世界任何一个地区不同族群的混居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因此多民族国家是当今世界民族国家的一般状态。这就带来了一个民族自决的疆域问题。以及每一个民族都要建立一个国家的理论合理性问题和现实可能性问题。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问题也就由此产生。1945年联合国成立时，其成员国不过51个，而2011年已经有193个，(37)但一些如苏联和南斯拉夫这样的国家已经不复存在。换言之，民族国家数目的增加与原有民族国家的分裂是一对连体婴儿。正因为如此，在冷战结束后，民族主义已成为各国学者研究的“显学”，其宗旨主要是对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分裂问题进行学理和政治实践方面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