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第三文本中出现的林林总总的舛谬与嫁接，只要对这一时期的欧洲史稍有了解，均不难做出判断，在此无需细解。实际上，这一文本是否具有史学价值，关键已不在于其表述是否准确，而在于它是否具有足够的社会文化史意义。换言之，对于这样一种文本，一方面当然要清醒地看到其中的荒谬之处，但另一方面也可以将之当作一种无序但有用的社会记忆，从文化生态以及社会文化史的维度进行认知和把握。可以说，由第三文本所折射出的社会文化史信息是颇为丰富的，其中，尤为值得关注的有这样几个方面。
    其一，第三文本的产生具有独立性。虽然在此之前《弗莱德加编年史》已经勾勒出一幅完整而系统的法兰克“特洛伊族源说”，但其后出现的这个第三文本在内容上与之几乎毫无交集，这就基本表明，《法兰克人史纪事》的作者是在对《弗莱德加编年史》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写作自己的这部“史书”的。这其中可能既有《弗莱德加编年史》在当时条件下传播范围有限之因素，也可能有第三文本作者本身涉猎不广之缘故。
    其二，“特洛伊族源说”具有多元性。既然第三文本是在独立于《弗莱德加编年史》的环境下出现的，那也就似乎表明，在墨洛温王朝中后期，亦即在七八世纪，法兰克人起源于特洛伊人的故事应该流传颇广，且有多个不同的版本。由此也就大致可以得出一个推论，即，第一、第二文本应该并不是“弗莱德加”个人在书斋里的凭空创造，它与既有的高卢-法兰克文化传统应该有着一种相互滋养的联动关系。
    其三，法兰克社会的族群矛盾出现转向。在《弗莱德加编年史》中，罗马人的霸权以及法兰克人的“独立运动”是叙史重点。然而，到了8世纪前期的《法兰克人史纪事》这里，罗马人似乎已经算不上是一种威胁，甚至说已经变成用以展示法兰克人勇猛、善战特质的一种衬托。从第三文本的言词中可以看出，法兰克人的主要敌人并不是罗马人，而是“邪恶而堕落的阿兰人”。④
    就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不论是《弗莱德加编年史》中的第一、第二文本，还是《法兰克人史纪事》中的第三文本，对于其落笔为文的具体过程，后人均无从知晓。不过，从三个文本的字里行间中，还是可以看出其中的一些差别。第一、第二文本在叙述法兰克人的特洛伊起源时，明显具有引经据典之特色，不论其所述之事是否符合历史本原，两个文本总能做到有其出处。正如“弗莱德加”本人所言：“如有读者对我所写的内容产生怀疑，那么，他只需去查一查原书原文，他会发现，除了真话之外，我什么都没说。”[10]正因如此，这位“弗莱德加”在中世纪史学史上又有“学者”之别号。
    与第一、第二文本相比，第三文本虽然在语言表达上不让前者，但它在内容组织上显然具有民间传说之色彩。作为绵延一千余年的历史记忆，经过代代转承、层层剥离，到了中世纪早期的法兰克社会，特洛伊传说原本具有的层级与顺次已完全乱作一团。即使是刚刚过去几代人的自身近世历史，在民众的集体记忆中也逐渐混沌起来。在这样一种状态下，特洛伊与法兰克的混合物也就只能更加含混不清。大致可以认为，这个第三文本应该可以被归类为法兰克“特洛伊族源说”的“民间版本”。尽管如此，在目标指向上，它与第一、第二版本却是高度一致的：法兰克人是特洛伊英雄的子嗣！
    四、文本背后的社会文化情境
    就一般意义而言，作为一个民族或族群，当其自我意识或族群意识形成之后，探寻自身的发端历程，追忆本族的英雄先祖，便会成为一种自然的需求。不论是以某些朦胧的历史记忆为基础，还是以缥缈的神话、半神话为根基，诸如此类的族源构建几乎毫无例外地都会与辉煌、伟大、英勇、顽强、智慧、独立、虽经苦难但终能涅盘重生之类的让其倍感自豪的历史特质紧密联系在一起。从上述三个文本中可以看出，对于建政并不久远的中世纪早期的法兰克国家而言，为族人构建一个具有足够聚合力的共同的族群身份，自然也是在对上述这个一般性规律的遵循。这个规律当然不难理解，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法兰克人选择作为其族源的为何是特洛伊人，而不是其他的某个古老民族？他们的这一族源说为何出现于七八世纪，而不是在其他的某个时期？关于这些问题，只能从此前的西欧社会文化积淀以及这一时期法兰克的社会文化情境中去寻找答案。
    第一，罗马文化的强势及其导向效应。古典时代的罗马帝国在地中海世界一度居于绝对主导地位，其文化亦曾具有无可匹敌的优势，它不仅畅行于国境之内，而且对“化外边民”亦有强烈的辐射和吸附作用。作为罗马国家的组成部分，从公元前1世纪中叶起，高卢就已日益浸淫于罗马文化之中。即便在罗马帝国崩溃、法兰克人入主高卢之后，罗马文化在这里也依旧是如影随形、弦歌不辍。而且，与日耳曼其他很多族群不同，法兰克人与罗马帝国的关系更显密切，甚至可以说，二者之间已经形成一种颇为紧密的盟友关系。4世纪前后，众多的法兰克人就已和罗马军队并肩作战，其中，越来越多的法兰克权贵开始跻身于罗马上层社会。可以说，法兰克人是“罗马化”程度最深、对罗马文化认同度最高的日耳曼“蛮族”之一。正因如此，古典世界中流传久远的特洛伊故事自然也就不会被法兰克人视为不可思议的域外奇谈。
    在古典地中海世界，不论是东部的希腊，还是西部的罗马，都存有一定程度上的“特洛伊情结”，特洛伊传说时常成为人们追忆和演绎的对象。不过，在着眼点上，古希腊作家与古罗马作家有着明显的差异。一般而言，古希腊作家热衷于描述特洛伊战争本身、希腊人的同仇敌忾以及他们在战争中的辉煌胜利，以此证明希腊文明以及希腊民众优于外邦；在他们的笔下，特洛伊人属于远离文明的“蛮族”(Barbaroi)。罗马作家在描述特洛伊故事时则另辟蹊径。虽然说拉丁罗马人原本是身处希腊文明之外的“蛮族”，但他们拒绝这一标签，因此，在描述其始祖特洛伊人的时候，也就自然而然地将之与“蛮族”这个身份定位切割开来。总体而言，他们较少关注特洛伊战争本身，其关注的重点在于：埃涅阿斯是如何完成其令人荡气回肠的命运之旅的，他是如何带着他那一小队人马重建“新特洛伊城”(罗马)的，新的罗马文明是如何在古老的特洛伊文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等等。他们坚信，这个新文明注定要成为一个更伟大、更辉煌的文明。[11]
    古希腊、古罗马的作家对特洛伊故事的描述虽有不同，但其精髓却是相通的，即，都是要通过这一愈久弥新的陈年旧事，为本族构建一份能够统合人心的历史记忆。不过，对于法兰克人而言，罗马人的特洛伊故事显然更有吸引力。虽然说法兰克人的声望与势力从未达到当年罗马人的那一高度，但从族群发展历程来看，他们与拉丁罗马人毕竟有着些许相似的特质，二者都有着一段被“文明世界”视为“蛮族”的早期经历，也都曾走过一条从“边缘”迈向“中心”的崎岖而辉煌之路。既然罗马人已经成功运用特洛伊传说构建出一套属于自己的族源故事，那么，作为罗马文化的艳羡者与接纳者，有着类似经历的法兰克人追随其成功范例，将自身与罗马人并列为特洛伊的传人，也就不难理解。当然，法兰克人创造性地与罗马人建立起“亲缘关系”，并不意味着他们与罗马人之间没有矛盾，在人类历史上，兄弟阋墙之类的事情并不鲜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