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从军事角度而言，崇祯四年(1631)发生的吴桥兵变乃明清战局之重要转折点，盖因叛变之孔有德、耿仲明属部拥有当时最先进的西洋火炮，并受过前一年抵京之葡国铳师的训练。孔、耿投降后金，不仅极大增强了后金炮兵的实力，亦将相应的操炮方法外传，明军在火器方面的优势自此不再，而后金则利用西洋大炮完成军事转型。清军入关后，由投降汉人组成的炮兵部队，与满蒙八旗步骑兵密切配合，几乎以摧枯拉朽之势夺取中原。①
    崇祯年间招募葡兵及购置西洋大炮，对明清战争意义重大，但囿于史料，以往学界对其入华经历与表现的研究不够深入。一些中国军事史的专著对于此事的叙述或过分简略，或屡见讹误。②在此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徐光启，研究其生平者对此事着墨亦不多。③英国学者博克塞(Charles Ralph Boxer)、葡萄牙学者文德泉(Manuel Teixeira)的相关研究，更将两次入华事件混为一谈。④至于曾随葡兵来华的耶稣会士陆若汉(Joo Rodrigues，1561?-1633)，虽然美国学者Michael Cooper已为其撰写了一部传记，其中大量引用西方原始文献，但是并未使用中文史料。⑤方豪曾关注明末西洋火器入华问题，⑥公布了部分关于葡兵入华的资料，而未做专门研究。欧阳琛于1945年在清华大学研究院历史学部完成《明季购募葡炮葡兵始末》硕士论文，⑦在发掘中文文献方面亦有相当之贡献。近年，张小青、汤开建、刘小珊等人也努力爬梳文献，⑧但对中外史料的融通仍存在许多尚待努力的空间，且以往研究多是在中西关系史脉络下进行的叙述，至于葡兵西炮入华对明清战局产生哪些影响则研究不足。因此本文尽力爬梳中文和葡文原始史料，就此一在明清军事史、中西关系史和中国天主教史上均有重要意义的课题，做进一步分析探讨。
    本文征引的葡文文献主要包括：来华通官故未略（徐西满，Simo Coelho)所撰《统领公沙·的西劳率队入京大事记》（以下简称《大事记》），⑨叙述铳师队伍从澳门出发抵达广州的经过；1630年5月27日陆若汉写于北京的一封信，⑩讲述葡国铳师队伍从南京至北京的经历；耶稣会士何大化(António de Gouvea，1592-1677)的《远方亚洲》(1644)，涉及崇祯年间葡国铳师队伍两次入华的经历，尤其是公沙·的西劳(Gonalo Teixeira Correa,?-1632)等葡国铳师在孙元化军队中的表现，以及在登州保卫战中牺牲的过程；(11)公沙、陆若汉、徐光启、卢兆龙等人之奏疏及崇祯皇帝圣旨的葡译本，其中很多中文本已佚；此外，尚有徐光启致耶稣会日本、中国巡按使班安德(André Palmeiro，1569-1635)的一封重要书信。(12)这批文献大都保存于里斯本阿儒达图书馆(Biblioteca da Ajuda)所藏《耶稣会士在亚洲》(Jesuítas na ásia)系列档案中。(13)再者，澳门议事会档案本该对此事有较多记载，但该档案多有散佚，我们只找到一份相关文献，为议事会讨论向北京派遣援兵的会议记录。(14)至于中文史料，除使用明清实录、《明清史料》、《徐光启集》等常见文献外，还大量征引傅斯年图书馆藏明本《守圉全书》，该书卷3之1中委黎多《报效始末疏》、陆若汉《贡铳效忠疏》等内容，为其他版本所未见；并充分利用相关文集、方志和晚近出版的《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等。本研究尽量遵循中西文献互证原则，以求对此事有全面客观的认识。
    二、崇祯元年所募铳师队伍之构成
    葡人入居澳门后，曾多次应召援明，以抵御来自东南海上或东北边疆的威胁。1564年，广东地方官员为打击海盗而向澳门求援。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以后，企图从葡人手中夺取与中国的贸易权，曾数度攻击澳门，尤其以1622年之战役最激烈，但均告失败。(15)在荷兰人的威胁下，澳门葡人开始建筑城墙和炮台，设总督管理驻军，并建铸炮厂。(16)这一系列举动虽使广东地方官员颇为不安，但因知悉荷兰人的威胁，故不仅做了一些让步，还要求其抵御荷兰人，保护在澳华人与商旅。
    明军于萨尔浒之役(1619)大败后，面对东北边疆的严峻形势，以天主教徒徐光启、李之藻等为首的士大夫建议：“西洋大铳可以制奴，乞招香山澳夷，以资战守。”(17)该年李之藻、杨廷筠合议捐赀，遣张焘、孙学诗往澳门募兵购炮，天启元年(1621)五月和十二月，张、孙两人分别将4门西洋大炮取至北京。三年四月，广东解进英国东印度公司独角兽号(Unicorn)沉船上之大铳26位，张焘并率领所募的独命峨等葡国铳师24人进京，传习炼药、装放之法，但因保守人士的反对，他们最终以“水土不服”的理由被遣还。这批西洋火器的一部分在六年正月的宁远大捷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然而不久后，参与这次战斗的袁崇焕、满桂、茅元仪、孙元化等均因得罪阉党而遭罢逐。不过，引进西炮的努力并未中止，七年九月，由原两广总督商周祚（天启五年五月至六年十二月在任）解送的红夷铜铳2门、铁铳8门运抵北京。在此次置办火炮过程中，皇帝还命两广总督李逢节从澳门征募20名铳师，但因当时澳门正面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武装威胁，故拒绝了中国官方的这次招募。崇祯帝即位之初，黜斥权倾一时的魏忠贤阉党，且重新重用袁崇焕、徐光启、孙承宗、满桂、祖大寿、茅元仪等人。(18)在此一氛围下，明廷自澳门募兵购铳的想法再度兴起。兵部尚书梁廷栋在《神器无敌疏》中有云：
    查广东香山澳商慕义输忠，先年共进大炮三十门，分发蓟门、宣大、山西诸镇。宁远克敌，实为首功。京营止留伍门， 臣部蚤虑，万一有警，非此不足御虏，节次移文两广督臣，再行购募。(19)
    崇祯元年，皇帝得知澳门从荷兰船上缴获10门火炮，便命李逢节购置这批火炮，并再次命他从澳门招募20名铳师。葡文文献转述了李逢节向澳门宣示的这份圣旨，称：“因澳门是皇帝的领地，故在此情急之下应该效力，以谢皇恩。”澳门当局经会议后，一致同意满足中国皇帝的要求。(20)
    澳门葡人之所以积极配合，有其自身动机。进入17世纪以后，因为贸易纠纷和修筑防御工事，粤澳间的矛盾愈演愈烈。马士加路也任澳门总督后，在修城墙、建炮台等问题上，对中国官方的态度强硬；而澳门葡商在与广州贸易过程中，屡遭地方官员盘剥，抱怨“除了正常缴纳给广州的赋税（这种正常的税收已经被中国人增加很多了）之外，每次广州的交易会又增加很多新的负担，遭受新的苛政”；广东官员也常下令中断生活物资的供应，以使澳门葡人屈从。因此在1620年代，葡萄牙人在澳门陷入困境，生活窘迫，治安混乱，甚至考虑放弃澳门。崇祯帝的圣旨就是在此背景下传至澳门的，澳葡官员视其为摆脱困境的良机，打算派遣一位率队输铳的统领，并让他兼任使节，与中国官方交涉，为澳门争取权益。(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