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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徐光启积极引进葡兵的做法一开始便引起许多抨击。早在天启年间招募葡兵入京之时，便有湖广道巡按御史温皋谟（东莞人）等人反对；(145)而据何大化记载，那次葡兵入华之所以遭人反对，主要是因为反教者和广东商人的抨击和嫉妒之心，这些人联合在京的12位广东籍官员及两广总督加以阻止。(146)而此次再度招募葡兵入京，亦引起朝臣激辩，何大化记载称：“由于中国政府内部意见不一，为各自目的而形成不同的看法，故此事最终将是一场遗憾。那些意气用事之徒再次以言辞激烈的奏疏上呈皇帝，对葡人表示出极度的担心和不信任，他们最终达到了目的。”(147) 中国官方在招募葡兵问题上形成两派，一派以徐光启、孙元化等人为主，多为教内人士，其征募葡兵除军事目的外，亦附带有促进天主教在华发展之动机；另一派则以广东籍官员及反教士大夫为主，因为澳门葡人藉遣兵输炮所提出的要求，严重影响其既得利益。博克塞曾这样分析道：“就像以前多次发生过的一样，在后来的外国人与帝国宫廷关系中，北京与广东的利益总是相冲突的。通过澳门这一中国官方唯一海上贸易口岸的垄断贸易，广东地方官员获得了大量好处……如果公沙的军队在北方取得重要胜利，帝国作为回报而给予葡人犒赏，将使葡人觊觎整个中国沿海甚至内地的贸易特权，他们对此冀望已久了。故广东官员非常担心，丰厚的垄断利益将丧失殆尽，而他们也将失去这块原本一直占有的‘肥肉’。”(148) 反对派中反应最激烈的是时任礼科给事中的卢兆龙。卢兆龙，字本潜，广东香山县人，天启二年进士，“性严毅，不畏权要，多所建白”，崇祯帝对其相当宠信。(149)他尝于崇祯初劾南京工部右侍郎何乔远衰庸，迫其自行引去。(150)何氏对天主教相当友善，曾序艾儒略之《西学凡》，并为天启三年因膛炸而殉职的葡兵若翰·哥里亚(Joo Correa，？-1623)撰写墓志铭。(151) 姜云龙、陆若汉等离京赴澳不久，卢兆龙便于崇祯三年五月二十一日上疏，主张：“辇毂之下，非西人杂处之区，未来者当止而勿取，见在者当严为防闲，如皇上怀柔异类，念彼远来，则止可厚其赏赉，发回本澳。”至于澳门方面“筑舍筑台添课添米”等要求，则“弗可轻许，以贻后忧也”。卢兆龙认为，“堂堂天朝，精通火器、能习先臣戚继光之传者，亦自有人……何事外招远夷，贻忧内地，使之窥我虗实，熟我情形，更笑我天朝之无人也？”况且闽粤之人已能造红夷大炮，亦熟悉装填点放之法，故主张不必再招夷人，并将这笔费用用来铸造大铳；而徐光启执意招募夷人，主要目的是“与夷人说天主也”。五月二十七日，奉旨：“朝廷励忠柔远，不厌防微，此奏亦为有见，所司其酌议以闻。”(152)尽管赞扬了卢兆龙所奏有见地，但并未下令停止招募葡兵，而只是认为应有所防范。 针对卢兆龙的严辞反对，徐光启于六月初三日上疏，极力分辨红夷（荷兰人）和澳夷（葡人）的不同，声称：“红夷之志，欲剪澳夷以窥中国；澳夷之志，欲强中国以捍红夷。”并称仅需招用300名葡兵即可当“进取于东，问罪于北”的前锋，期约两年就能“威服诸边”。(153)原疏（卢兆龙后来引用时称其为《闻言内省疏》）全文已佚，但其葡文译本保存至今，其中有云： 我们请的三百名葡人和一千二百支火枪，虽其到来之时将已入秋，如若那时建夷仍在境内，我们便可藉葡人将他们驱逐出去；即便敌人已被赶走，要想收复辽东、惩处建夷，我们仍应该借助葡人，让其督导训练我们精选的两三万有经验的士兵，并与葡兵组织在一起，提供花销、补给、武器以及其他战斗物资，如此两年之内便可获得所期望的胜利。为了征服所有鞑靼人，并尽量节省开销，这是万全而唯一的策略。等战胜敌人一两次之后，我们的士兵就会重新振作，积极投入战争，那时我们便可遣返葡人，而不必留他们在这里两年。(154) 徐光启在奏疏中也为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进行辩护，并替澳门葡人遭受地方官的欺压而向皇帝申诉；同时又因自己的努力遭到如此强烈的反对而感到心灰意冷，希望皇帝准许他致仕还乡。崇祯帝于两天后下旨，不准徐光启请辞，并再次对葡兵的表现加以肯定。(155) 然而，卢兆龙不肯善罢甘休，于六月八日再度上疏，反驳道： 澳夷即假为恭顺， 岂得信为腹心？即火技绝精， 岂当招入内地？据光启之疏，谓闽广浙直尚防红夷生心，则皇居之内不当虑澳夷狡叛乎？舍朝廷不忧，而特忧夷人之不得其所，臣所未解也……而谓欲进取于东、问罪于北，此三百人可当前锋一队，臣未敢轻许。若谓威服诸边二年为约，则愚所未能测也。果能二年得志，以省兵力，礼臣正当自信而肩任之，效与不效，与天下共见之，又何必以去就争哉……礼臣以玛窦为常师，恐异教不流行，又臣所未解也……臣言夷人不可用，非言火炮不可用。乞皇上责成光启始终力任，竟展其二年成功之志，勿因臣言以为卸担，则臣之言未必非他山之助也。(156) 卢氏强调自己所反对者乃西人、西教，而非西洋火器，且不信徐光启有可能在两年之内解决东事。当时闽粤两地确已能仿制西洋火炮，如两广总督王尊德和福建巡抚熊文灿，即曾于崇祯二年至三年间将数百门西洋炮解京。(157)而由守备白如璋统领的1200余名广东援兵中，亦包含熟谙点放之澳众20人，(158)知当时已有不少仿制的炮连同炮手自南方解至北京，其中除留京者外，稍后多分送各镇布防。(159) 徐光启虽然极力分辩澳夷与红夷的不同，但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他们同被视为“非我族类”。尤其自天启二年起，荷兰人即窃据澎湖，致使“商渔举遭荼毒，村落相顾惊逃”，成为“全闽一大患害”，直至四年五月始在围攻之下拆城转赴台湾发展。当时的福建巡抚南居益，尝在奏疏中称：“彭湖为海滨要害……自红夷弄兵其上，我兵将不敢窥左足于汛地，商渔不啻堕鱼腹于重渊……小之，则粤东香山澳；大之，则辽左抚顺城也。”即将葡人占据澳门、荷兰人在澎湖筑城以及满人攻占抚顺三事相提并论。(160)崇祯四年正月，皇帝召问曾任广东左布政使的陆问礼有关澳夷之事，陆氏亦回称：“火器可用，人未可信。”(161) 但此时皇帝仍较支持徐光启的说法，而仅将卢兆龙的建议作为参考。六月十二日皇帝降旨：“澳门葡人希望为我们效忠；然在其前来效忠的路上，诸官员应对其保持警惕，给予其好的示范，促使他们尽快来……至于葡人到达之后在哪里安置他们，以及他们如何训练我们的士兵，兵部要慎重考虑。”(162)此时姜云龙、陆若汉等尚未抵达澳门，皇帝的这一裁决确保了葡兵携火器顺利北上，但行至南昌时，卢兆龙再度发难。 十二月，卢兆龙上言抨击招募澳兵一事，指葡人以出兵与否多方要挟，如欲在澳门复筑城台，要求裁撤香山参将并开海禁，请求允许其多买米粮并免岁输地租1万两，请拨广州对海之地以建营房等，但总督王尊德坚持弗允。卢氏并称七月间原本已拨6万两饷银，稍后亦续给粮米若干，但澳兵却又要求另发安家银每人300两。疏中对姜云龙指斥尤厉，称因澳兵迟至八月底仍未起程，致使王尊德以忧国郁郁而终，“通粤民心哄然，思食云龙之肉”，并指云龙贪渎冒饷，所经手的钱粮，一半为其克扣。姜云龙因此被革任回籍，且命详查议罪。(16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