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己巳之变与葡兵入京
    1628年11月10日，公沙率队正式从澳门出发，(52)香山县前山寨参将亲率士兵和战舰前来护送，经过香山县时，当地官员盛情款待；抵达广州时，海道等官员亦亲自迎接，赠以银两与丝绸。鉴于此行开销庞大，故在皇帝给每人的薪水之外，广州方面又支付了同样多的薪水。海道还单独接见了陆若汉，称赞其在此次募兵中发挥的作用。随后公沙等将火炮放在广州，前往肇庆拜见前任、现任两广总督李逢节、王尊德，就澳门的处境与总督交涉。总督向葡人表示，北京已知道福建商人和地方官员欺压葡人，将处决其中一些人，并提供澳门一切必需的供给，且保证在铳师队伍到达北京之前就办好这些事情。(53)
    崇祯二年二月，队伍从广州沿水路向北京进发，总督王尊德派参将高应登和守备张鹏翼率兵运解并护送。(54)队伍搭船沿北江而上，至南雄登陆，越过梅岭关后，再度循水路经南昌至南京，在南京因故稽迟了三个多月才又启程。(55)徐光启和孙元化对此事极为关心，通过各种渠道加以催促，(56)并派遣奉教官员孙学诗前去处理相关事宜。(57)孙学诗在天启年间解送西洋火炮与铳师过程中曾扮演关键角色，其历官过程也因此一直在文职与武职间交互迁转，此时则改以都司之衔参预此事。(58)
    九月，队伍行至夏镇，因行粮不足，得知天主教徒韩云正担任徐州知州，陆若汉便派孙学诗和徐西满前去请求赊借。韩云慷慨接济白银200两，陆氏在谢函中称徐光启随后定会将此款支销，公沙则回赠火绳铳一门答谢。(59)韩云，字景伯，万历四十年中举，少与其弟霖均受业于徐光启，而“颇闻兵家绪余”。韩云在万历四十八年之前应已受洗，并尝从传教士习学火器及造城之法。崇祯元年，屡试不第的韩云放弃从甲榜出身的希望，经考选获授徐州知州。(60)
    西人、西铳的到来，使韩云以往从戎尽忠的热情再次得到激发，不仅出资襄助，而且致函某提刑按察使，历陈退敌之见，并建议其调兵护送铳师队伍。其信有云：
    此器若到京师，入业师手，可保万全。屈指水程，此时未能抵京，且所必用辅者有三，曰铳架，曰火药，曰铁弹。三者齐备，并战车三百辆，精兵三千，及鸟铳诸利器以助之，则所向无敌，苟缺其一，不能有裨。奈今安顿说明之人，尚有未全，是有器与无器同，似应请乞宪台，特赐未雨绸缪之策。或调拨官兵，防护攒督，兼程而进，倘万一前途有阻，则宜就便设处钱粮，制所未备者为吃紧，庶乎进可以解畿辅之急，中途可以保漕河之运，取守南服疆界，可使狂酋不敢南窥。赐以不世奇勋资宪台，宪台以不世奇勋报圣天子也。(61)
    韩云在信中不仅对这批火炮的运送和使用提出初步的想法，亦建议引进更多的西洋火炮：“西洋火器，虽则进京，尚可讲求，若得另备十数门于我要地，即山作台，因水为营，精兵三千以羽翼之，何忧战守哉？”(62)
    崇祯二年十月，皇太极发动首次入关征明战争，史称“己巳之变”。(63)此时援明铳师队伍因大铳体重难行，才抵达山东济宁，忽闻后金已围北直隶的遵化。兵部于是奉旨差官前来催促。因运河已结冰，公沙等乃舍舟登陆，昼夜兼程赶路。(64)
    因金军突入关内，京师告急，崇祯帝召廷臣问方略，徐光启即以先前辽阳和宁远之役为例，建议凭城用炮，而不应冒险在北京城外列营防守。(65)徐光启于是奉旨与李建泰一同负责京营的“指挥训练”。(66)在徐氏稍后所上的《守城条议》中，除细述城守应注意的事项外，还提出许多具体的建议，如云：
    以礼房东朝为议事所，掌詹事府尚书钱象坤愿与城守谋议之事，宜令专住本所……西洋大铳并贡目未到，其归化陪臣龙华民、邓玉函虽不与兵事，极精于度数，可资守御，亦日轮一人，与象坤同住，以便咨议。(67)
    由于徐光启当时还以礼部左侍郎的身份负责修改历法，他眼见局势危急，而西洋大铳及铳师均尚未抵京，遂建议先起用在历局工作的耶稣会士龙华民(Niccolò Longobardo，1565-1655)和邓玉函(Johann Terrenz Schreck，1576-1630)协助守城。
    十一月二十三日，公沙等行至涿州，因闻敌兵逼近都城，众人于是赶制弹药，准备御敌。二十六日，涿州知州陆燧传达兵部所奉之上谕云：“西铳选发兵将护运前来，仍侦探的确，相度进止，你部万分加慎，不得疏忽。”知明朝当局急需此一部队和火器前来救援。后金当时兵分两路，一股围攻北京，一股朝涿州进发。由于一名由徐光启和兵部派遣的天主教徒，(68)来告知已安排好运炮入京的城门，(69)公沙等遂在旧辅冯铨的陪同下，整队往北京进发。冯铨自费招募一支3500人的步骑兵，还随带约百名家丁。(70)冯氏在天启年间曾任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后因协助魏忠贤打击异己且贪贿太甚被弹劾免官，崇祯元年六月被贬为民。此次自费招募兵马前来护送西人西铳，或欲趁此机会重振仕途。
    十二月初一日，此一护送队伍在抵琉璃河时，闻悉良乡已破（从涿州至北京，须渡越琉璃河，并经过良乡），竟“哄然而散”。公沙等因前无据守之地，只得退转涿州，旋与陆燧、冯铨商议，急将运送的大铳入药装弹，并将8门炮推车登城拒守，陆若汉、公沙亲率伯多禄·金荅等演放大铳，声似轰雷，“奴虏闻知，离涿二十里，不敢南下”。(71)葡文文献亦强调是其所携火炮的威力使敌人闻风丧胆，甚至将敌人的退却归功于他们退守涿州时弃于途中的一门半蛇铳(meya columbrina)，说当后金军队得知这门炮是葡人所携炮中最小者时，便因恐惧而撤退了。(72)徐光启也强调当时后金之所以“环视涿州而不攻”，乃因“畏铳”。(73)查涿州并未有重兵防御，而皇太极攻克良乡的主因之一，或是为祭扫在附近的金太祖陵，他本就无意继续南下深入中原，故在休息数天之后，又挥军继续向北京进发。(74)亦即，葡人和徐光启之记述或有故意突出这批火炮的重要性之嫌。
    稍后，崇祯皇帝因中后金的反问计，将袁崇焕下狱，新授总理关宁兵马的满桂，旋又在良乡保卫战中力战身亡。幸而皇太极因屡攻北京不下，于十二月二十六日率军北上。葡国铳师队伍和6门大铳，(75)遂在冯铨的护送下赶往京师。焦急等待这批队伍到来的徐光启，于是上《控陈迎铳事宜疏》，请求亲自率步兵一营前往迎接，但未获批准。(76)崇祯三年正月初三日，公沙一行经过近15个月的跋涉，终于抵达甫解围的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