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有德等叛军占领登州后，孙元化、王征等人被其所掳。孔有德一度想拥立孙元化为王，但最后还是希望被招抚，并发誓与孙元化一同对抗后金军队，以期将功补过。皇帝最初同意了叛军的请求，于是孙元化、张焘、王征得以返回京城，但因某总督持反对意见并首先发难，致使孙、张遭弃市，王征被贬官。不久后，首辅周延儒、兵部尚书熊明遇等支持徐光启军事改革的重臣也因处理兵变不力而去职。徐光启在遭遇这次打击后，更是心灰意冷，转而全力投入到修历工作中。(125)
    孔有德叛军在登州之役中共掳获7000名士兵、10万两饷银及300余门火炮，此后在山东各次战役中又获红夷大炮多门。(126)六年四月，孔、耿以船百艘载男女12000余人，连同军器、枪炮等，从鸭绿江口镇江堡登陆降金。(127)孔有德在致皇太极的乞降书中云：“本帅现有甲兵数万，轻舟百余，大炮、火器俱全。有此武器，更与明汗同心协力，水陆并进，势如破竹，天下又谁敢与汗为敌乎？”(128)后金虽于天聪五年(1632)正月起，已在汉人佟养性的督造之下铸成红夷大炮，但数量有限且操作技术不精，故皇太极对这支部队的重视超乎寻常，亲自出郊十里相迎。(129)至此，徐光启苦心经营的以西洋大炮为核心之军事改革受到重创，而其成果反为后金获得。
    五、崇祯三年再次招募葡兵计划之夭折
    公沙、陆若汉等入京不久，便建议再次自澳门募兵以对抗后金。他们在崇祯三年四月初七日通过徐光启上疏称：
    近来边镇亦渐知西洋火器可用，各欲请器请人。但汉等止因贡献而来，未拟杀贼，是以人器俱少，聚亦不多，分益无用……且近闻残虏未退，生兵复至，将来凶计百出，何以待之？汉等居王土，食王谷，应忧皇上之忧，敢请客汉等，悉留统领以下人员，教演、制造，保护神京。止令汉偕通官一员、傔伴二名，董以一、二文臣，前往广东濠镜澳，遴选铳师、艺士常与红毛对敌者二百名、傔伴二百名……星夜前来，往返不过四阅月，可抵京都。缘澳中火器日与红毛火器相斗，是以讲究愈精，人器俱习，不须制造器械及教演进止之烦。且闻广东王军门（按：即王尊德）借用澳中大、小铳二十门，照样铸造大铁铳五十门、斑鸠铳三百门，前来攻敌。汉等再取前项将卒、器具，愿为先驱，不过数月可以廓清畿甸，不过二年可以恢复全辽……倘用汉等所致三百人前进，便可相藉成功。(130)
    陆若汉、公沙二人在呈文中又开列应从广东置买之兵器，包括鹰铳二百门，鸟嘴护铳一千门，西式藤牌五千面，刀一千口，长枪一千杆，短枪一千杆。徐光启对他们的建议完全赞同，指出公沙等寥寥数人“仅挟数器，杯水车薪”，不如再募澳门惯战之兵为前锋，明朝受训精兵数万随其后，即可事半功倍。(131)皇帝准其奏，并诏谕广东地方官员，即刻招集人马，提供一切必需物资，星夜伴送远人来京。(132)
    时任兵部尚书的梁廷栋于崇祯三年四月上疏支持徐氏的建议，奉旨：“澳门人自告奋勇保卫国家，对朕忠心耿耿。应给予他们各项开销，善待他们，以使其更加积极效力……着人前往伴送葡人，命其尽速携带装备及必要物资前来。”(133)接着徐光启又上两疏，一疏是依陆若汉所请，为澳门争取一些恩典与特权；(134)另一疏为四月二十六日所上，任命中书舍人姜云龙与陆若汉、徐西满等一同前往澳门置办火器，并聘取善炮的西洋人来京。两疏均获皇帝批准。(135)
    为寻求教会的支持，徐光启让姜云龙和陆若汉带一封信给已返澳门的班安德。徐光启在信中高度赞扬了澳门及其派来的葡兵在战争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并表达了对促成此事的热切期待：“我们对天主充满信心，知道随着他们的到来，战争很快便会结束。”他在信中亦阐明，此事成功后将会给澳门以及天主教在华传播带来积极影响。(136)
    姜云龙、陆若汉、徐西满一行于1630年6月从北京出发，8月抵达澳门。8月16日澳门议事会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向北京派遣援兵事宜。会上陆若汉宣读了徐光启致班安德的信，转述了皇帝上谕的内容。(137)据文德泉说：“议事会最终决定向北京输送160名葡萄牙士兵，200名澳门本地人以及100名非洲和印度人；皇帝向他们支付53000两白银……1630年10月21日，他们在澳门进行了一次阅兵；10月31日，他们乘坐中国人提供的19艘豪华驳船正式出发。”(138)唯文德泉并未注明出处。倒是初到澳门的何大化见证了葡兵从澳门出发时的情形：“全副武装的300名葡兵，英姿飒爽地从澳门出发，他们不仅向中国人，也向欧洲人展现了英勇风貌……中国官员和整个澳门城都进行了阅兵，看到葡兵的风貌后，他们都感到信心倍增……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国将恢复以往的、令人期待的和平。”(139)
    关于这支队伍的组织状况以及从澳门经广州行抵南昌的经过，时在南昌传教的葡籍耶稣会士曾德昭(Alvaro Semedo，1586-1658)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400人被统一编队，有200名士兵，其中有很多为葡萄牙人，一些出生于葡国，另一些则在澳门出生；但更多是出生于澳门的中国人，他们……是优秀的士兵和炮手。每位士兵配一个年轻的仆役，这些仆役都是用皇帝的钱购买来的。军饷非常充裕，使士兵们拥有良好的武器装备和军服，而扣除这些开销后，他们仍然有很多剩余。有两位统领率队从澳门出发，一位是Pedro Cordeiro，另一位是António Rodriguez del Campo。队伍中还有其他旗手和职官。他们抵达广州时，个个英姿飒爽，用滑膛枪作了鸣枪礼，这让中国人感到畏惧。他们获得了舒适的船只以便沿江而上，穿越广东省，他们所经过的每一个城市或村镇，地方官都会提供酒肉、水果和粮食。他们翻越了广东与江西之间的山岭（距离另一条江不足一天的路程）……再次登船沿江而下，以同样的方式几乎穿越江西省，直达省城（南昌）。当时我居住在那里，管理着不少教徒。这支队伍在那里停留下来，参观这座城市，并受到热情接待。(140)
    关于该队伍的人数，各种史料记载不同，从300-480人不等。(141)两位统领之一的António Rodriguez del Campo，曾参加过1622年抵御荷兰人的战斗，且以作战英勇出名。(42)天主教会也充分利用这次助战的机会，将5名耶稣会士挟带入华。(143)然而，姜云龙于十一月被大学士周延儒等以其“往取澳彝，乘传驿骚”为由题参，奉旨：“当俟复命日查处，章下所司看议。”(144)行至南昌的队伍因此搁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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