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推举黎氏为都督早有预案
    黎元洪这样一个直至起义爆发之时还“手刃”起义士兵的清方高级军官，为什么被推为湖北军政府都督？为什么在咨议局10月11日联席会上，起义军人与汤化龙、胡瑞霖等咨议局人士不约而同地推举黎元洪？这是有着深层原因的，不能以“偶然机遇”一言以蔽之。
    武昌起义猝然爆发，起义者处于“群龙无首”状态。这种带有很大偶然性的特殊形势，当然是黎元洪出任都督的重要原因。但是，黎元洪出任都督，又并非纯属临时动议，早在起义之前的几个月中，湖北党人议论起义后的都督人选时，便多次考虑过黎元洪。
    在秘密运动期间，湖北革命组织文学社、共进会对都督一席，各有打算。共进会认为，刘公为同盟会员，又系共进会的发起人之一，且以第三任共进会会长资格回鄂主盟，成为同盟会法定湖上七都督。虽然刘公表示放弃，但在9月底的联合大会上，再度被选任总理，负责民政，以示有别于军民两管的都督。刘公平时不大出面，与同志接触不多。从魄力、胆识、资望看，刘公任都督一职均不理想。
    文学社当然属意蒋翊武。但蒋本人以为，在湖北举义，都督一席应属鄂人，如吴禄贞、蓝天蔚在此，自然众望所归；次如刘公、孙武、蔡济民亦未为不可，又恐力有不逮。这样，蒋翊武等党人在有关会议上，曾提名黎元洪为未来的都督人选。
    据湖北黄冈人、文学社社员万迪庥（鸿喈）20世纪40年代致曾省三的信中说，辛亥三月（1911年4月）在赴武昌洪山宝通禅寺的一次党人会议途中，蒋翊武说：“今日之首脑会，为推举黎元洪为临时都督。”到宝通寺后，蒋翊武、孙武、蔡济民、万迪庥等都登上宝通禅寺后面洪山山麓之宝塔，在塔内，“蒋翊武推举黎元洪为都督”（30）。
    万迪庥（鸿喈）于20世纪50年代撰《辛亥革命酝酿时期的回忆》，再次详述辛亥三月（1911年4月）在洪山宝通寺召开的各标、营、队党人代表会议，会上蒋诩武等提出“推举黎元洪为临时都督”的建议。万文还陈述湖北应城人、三十一标正目、共进会员刘九穗（1892-1916）所说的请黎三利：
    一、黎乃当时名将，用他可以慑伏清廷，号召天下，增加革命军的声威；二、黎乃鄂军将领，素得士心，可以号召部属附和革命；三、黎素来爱护当兵文人，而这些文人全是革命党人，容易和他合作，所以拉黎出来，革命必易成功。（31）
    万迪庥关于党人早在辛亥春已有黎任都督的设想，多有他人旁证。如孙武1938年在一份手稿中写道：“辛亥五月初一在长清里九十一号的机关召集干部同志潘善伯、邓玉麟、丁立中、彭楚藩、李春萱、谢石钦、梅宝机、牟鸿勋、高因群、钟雨庭、马骥云、钱芸生、徐万年、孟法臣、徐北宾、方兴等”开会，“湖南焦达峰、黎意达、杨晋康等亦遇会”。会上“决定本年冬季起义，以保定秋操后”举行。并且，“推举黎元洪为都督此会决定也”（32）。
    再如首义参加者胡祖舜也回忆说：
    余忆首义之前，蒋翊武曾一度提议元洪为未来都督之人选问题；众议虽无任何决定，然亦无人反对。元洪之被拥为都督，非偶然也。（33）
    总之，文学社、共进会领导人在武昌起义前，曾多次议及由黎元洪出任都督，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故章太炎所撰《大总统黎公碑》说，武昌起义前“谋帅无适任者，以公善拊御，皆属意公……议定三月矣，阴为文告署检，称大都督黎，未以告也”（34）。章氏说武昌起义前即“阴为文告署检，称大都督黎”，不准确，当时并无文字材料确认“大都督黎”，但党人“属意”于黎元洪，则大体如此。
    当然，起义前所议推举黎元洪出任都督，只是一种供选择的方案，并非成议，绝大多数党人也不知情，“同志知者少，黎更茫茫然也”（35）。所以起义后，10月11日在咨议局举行的会上，一些党人还主张推戴汤化龙；同日下午，向訏谟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拟举汤化龙议长为总司令长，汤推不明军旅之事，众遂要挟黎协戎元洪为总司令长。”（36）可见多数党人对黎元洪出任都督并无预知，甚至连“都督”这个名称也不清楚，故向訏谟日记中出现“总司令长”之说。
    蒋翊武、孙武等文学社、共进会领导人之所以“属意”黎元洪，除了这两个革命团体有互相排斥的心理之外，更重要的是反映了党人的幼稚和软弱。他们虽然有推翻清廷的雄心壮志，但在权力面前却“佥以资望浅，谦让未遑”，总希望有一个“大人物”出来号召天下。因此在考虑都督人选时，只注重“地方资望，为国内所推重”，而未“深究其与革命的关系如何”（37）。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势必到汉人旧官僚中寻找目标，而黎元洪在湖北新军军官中，素以“知兵”著称，他曾三度赴日本考察军务，两次指挥湖北新军参加朝廷操典，成绩优异。黎元洪与第八镇统制张彪相比，较少克扣军饷，对士兵、尤其是对有文化的士兵，态度较好，所以又有“爱兵”之誉。当时的报刊上便说：
    鄂军统制张彪不学无术，兼以不得军心，与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相比较，逊黎多矣。黎系天津陆师学堂毕业学生，在鄂办理军务，以得军心为人所最称颂者。（38）
    湖北陆军四十一标二营学兵李佐清，毅然剪去发辫，黎元洪得知，不仅未予责备，反而加以赞扬，说剪辫是“免豚尾之讪笑，导文化之先机”（39），表现了黎元洪的“开通”之处。保路风潮期间，黎元洪以军界代表身份签名参加铁路协会，并支持入京请愿，赢得湖北商民的拥护，更与汤化龙等立宪派建立了联系，这在高级军官中是少有的。
    此外，党人以“排满革命”为宗旨，汉官一概被视作可争取者。凡此种种，使黎元洪既成为年轻的革命党人挑选的对象，又是立宪派所寻觅的政治代表。正是这种种缘故，促成了黎元洪登上湖北军政府的都督之位。而黎元洪这样的旧人物被推拥为新领袖，正生动地显示了在专制帝制时代的中国爆发的近代革命的特征。湖北革命党人的情形，颇类似马克思所说的19世纪中叶的法国小农--
    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