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铎在《辛亥建国史纲》中则以辛亥人物比附秦汉鼎革之际的古史人物：
    吾尝戏论，以为孙武、居正者，陈胜、吴广也，黎元洪者，似汉高耳，人造其因，伊受其果，岂非天命哉！（41）
    此“戏论”颇为传神。
    七、中部同盟会领导人不赞成黎氏出任都督
    黎元洪出任都督虽早有预案，但毕竟只是湖北党人的一种选项，大多数人更希望由有资望的革命领袖出任都督。中部同盟会谭人凤、宋教仁等人持此议尤为强烈。
    宋教仁从一开始便不信任黎元洪，认为由一与革命毫无渊源的清朝高级军官担任湖北军政府都督，不仅滑稽可笑，而且十分危险。宋氏在武昌首义后半个月的10月28日与黄兴从上海同船抵达武昌，首先想到的便是新政府的领导权问题，他立即在党人中策动，力举黄兴任“两湖大都督”，位在黎元洪之上，方可确保下一步组建全国政府，领导权掌握在革命派手中。此议虽得湖南人杨王鹏等的支持，却遭吴兆麟等湖北人反对，终于未果。
    至于谭人凤，10月14日偕居正从上海赶至武昌，声称是黄兴派遣，当晚11时在农务学堂召集党人开会，居正声言，明将赴沪敦请黄兴、宋教仁来汉主持大计。这都是在强调军政府领导权应由黄兴等革党掌握。谭人凤见到黎元洪萎靡不振的状态，于劝勉之余，力主驱逐刘家庙之敌，并北上鄂豫交界处，“以重兵驻守武胜关，方无后患”。然黎元洪低头不应（42）。谭氏后来为黎元洪出任湖北军政府都督，进而任民国副总统、大总统而深为愤然。在总结此一憾事时，谭氏指出：
    黎元洪一无用之庸劣懦夫也，武昌革命以统率无人，拥为都督，旋而副总统，旋而大总统，居然命世之英。而察其前后事功，汉口由其犹豫而烧；赣宁由其反对而败；国会由其违法怕死而解散。（43）
    在追究黎元洪登上宝座的原因时，谭氏归结为同盟会领袖人物未能及时赶到武昌起义和湖北军政府组建现场，以致“统率无人”，黎氏得以“拥为都督”。
    时在上海办《民立报》的于右任（1879-1964）1911年10月16日以“骚心”笔名，在报刊发表短文《黎元洪》，戏曰：
    中国历史上有数洪字，皆有奇闻：
    其一为朱洪武，
    其二为洪秀全，
    其三为黎元洪乎？
    或曰：洪从共，共和政体。
    嘻！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吾请看此最后之洪。（44）
    较之谭人凤、宋教仁愤慨于黎元洪出任鄂军都督，于右任在貌似玩笑的文字间，透露出通过黎元洪建设共和政体的期望。
    八、李西屏代签“黎”字的军政府第一份布告
    10月11日傍晚开始的咨议局楼上党人会议，因黎元洪不肯就任都督而进行得不顺利，与会者又大多昨夜苦战，都很疲倦，遂决定次日继续开会。
    会议刚散，正是夜间十时以后，忽然一声枪响，突有清兵进犯，当由守御咨议局的测绘学堂学生兵奋起抵抗，陆军三中学学生兵亦加入战斗。李作栋等人则伴随黎元洪出后门暂避。清军被击退后，始知是武昌城内的清军残部企图劫走黎元洪。经此惊吓，黎要求回私宅一行，谋略处令守护士兵程正瀛等陪同前往。次日晨又强制黎元洪回到军政府。原来就反对推举黎为都督的张振武这时又说：“黎元洪既不赞成革命……所拟通电尚未发出，不如先将黎元洪斩首示众”（45）。吴兆麟、蔡济民二人坚持不可，并说：“都督名义归他，事情我们来做，以后再不让他自由行动就是。”
    由于黎元洪表现消极，党人暂将黎禁于一室，却用黎的名义发布文告。
    湖北军政府的第一份文告，是东京同盟会预先拟就的，汉口党人的政治筹备处已经印制，经10月9日宝善里机关破坏，文告仅存一份。10月11日清晨，共进会员、湖北孝感人李赐生（亦作次生，1887-1950）乘小船从汉口过武昌，绕道通湘门进城，将仅存之文告送到咨议局大楼，当即改换题头，照抄多份。11日晚至翌日晨，各校教员学生多人请求分配抄写任务，日夜工作，几忘饥疲。
    诸党人决定尽快公布此一文告，但由于在下午会议上，黎元洪拒绝接受都督之职，当然也不愿在文告上签名，测绘学堂学生、共进会会员李翊东（后名西屏）以枪逼黎签字，黎仍不从，于是李翊东援笔，代黎签署。
    李翊东撰《武昌首义纪事》记述发生在咨议局的此一过程：
    翊东乃持一宿写就之安民布告，上奉黎曰：“请于都督衔下，署一黎字。”黎畏缩舌颤曰：“毋害我。”翊东怒，手秉长铳示之曰：“汝腼颜事仇，官至统领，岂大汉皇帝子孙耶？罪不容于死。今不汝罪，举为都督，反拒绝之，岂非生成奴性，仍欲效忠于敌耶？余杀汝，另举贤能。”蔡济民、陈磊急掣翊东肘曰：“慎无发铳。”黎益瑟缩不语。翊东乃援笔代书一“黎”字，众鼓掌称善，遂置黎于楼上室内，以戈守之。（46）
    这份由李翊东代签“黎”字的文告，“是中华民国开国第一次发布的文告，富有历史意义”（47）。文告张贴武昌城内，布告下都挤满观众，不识字的人请识字的人念给他们听。武昌街头巷尾，可谓万头攒动，群情兴奋，许多人流下热泪，感到扬眉吐气。喜形于色的市民，奔走相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