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民权”有关联的“民主”一词，在中文中则最早见于《书经·多方》：“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蔡沈《书经集传》注：“言天惟是为民求主耳，桀既不能为民之主，天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使为民主”）。“简代夏作民主”（蔡注：“简择也，民择汤而归之”）。蔡沈《书经集传》作为《五经》之一，在晚清社会具有普及性的影响〔38〕。故在时人的认知中，中国经籍中“民主”之本义虽为“民之主”，但这一“民之主”是由“天”为民求得或由“民”择而归之，这一“民主”也就隐含有“民择主”，“传贤不传子”之义。鸦片战争前后，传教士和国人在介绍美国政制时就已经注意到了其国元首“不世及”这一特征。1838年，美国教士高理文（Elijah C.Bridgman， 一译裨治文）所刊印的《美理哥国志略》言及华盛顿当选为总统一事时，称“共推华盛顿为首，身后公举贤者更代，不世及，不久任。”魏源在《海国图志》介绍美国“公举一大酋统摄之，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39〕19世纪后期中文文献中的“民主”一词多有接近于此义者，时人将美国、瑞士等国由民“选举”（大概被理解为相当于民择而归之）的元首“伯理玺天德”（President）称之为“民主”。1879年5月31日《万国公报》541卷所刊《纪两次在位美皇来沪盛典》云：“篇中所称伯理玺天德者，译之为民主，称之国皇者。”同年5月17 日《万国公报》第539 卷所刊《华盛顿肇立美国》云：“美国虽得自主而尚无人君治理，故通国复奉顿为民主。”可知19世纪后期中文词汇中作为“伯理玺天德”之义的“民主”一词，如《万国公报》中出现的“选举民主”、“民主易人”、“新举民主”、“民主晓谕”等等，与《书经》中的“民主”实有涵义相通引申之处〔40〕。时人常谓西方之“民主”，不过是得中国经籍之要旨精义，往往以“礼失求诸野”之说，为采纳西政之文化认同。鉴于时人对“民主”之义的最初认知，这亦在情理之中。
    西文democracy一词源于希腊文，其词根为demos（人民），krate-in（治理）。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云：“我们可以以此作为准则：不容许所有公民共享的制度是寡头的，容许所有公民共享的制度是民主的。”〔41〕19世纪后期中文文献中出现“民主”一词亦有明确具有dem-ocracy本义者，如1875年6月12日出版的《万国公报》340卷所刊《译民主国与各国章程及公议堂解》一文〔42〕，其释“何谓民主国乎？”略谓：“按泰西各国所行诸大端，其中最关紧要而为不拔之基者，其治国之权属之于民，仍必出之于民而究为民间所设也……治国之法亦当出之于民，非一人所得自主矣，然必分众民之权，汇而集之于一人，以为一国之君，此即公举国王之义所由起也。”文中还详细介绍了西方的三权分立和议院制度。该文所说的“民主”的主旨为“治国之权属之于民”，“治国之法亦当出之于民”，正是democracy之本义“人民治理”，即后来所译之“民治”。而“公举国王”不过是“治国之权属之于民”的一种体现形式（并非唯一的形式）。1895年3 月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的《原强》所言“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一语中的“民主”，亦当是西文democracy之意译〔43〕。
    19世纪后期国人之使用“民权”往往与“君权”相对应，并认为两者具有互补的关系。薛福成称，“君民共主”之国，“其政权亦在议院，大约民权十之七八，君权十之二三。”〔44〕梁启超说：“君权与民权合则情易通”〔45〕。“民主”一词则常与“君主”相对应，“民主之国”亦与“君主之国”相对应，但两者则有相互排斥的关系，盖因“民主”由民公举，则意味着废除君主世袭制。故时人言“民权”多是指君权与民权互补的“君民共主”政制，言“民主（国）”则多是指废除君主世袭的共和政制〔46〕。何启、胡礼垣曾强调“民权”与“民主”的这一区别：“民权之国与民主之国略异，民权者其国之君仍世袭其位，民主者其国之君由民选立，以几年为期。吾言民权者，谓欲使中国之君世代相承，践天位于勿替，非民主之国之谓也。”〔47〕故当时的“改良派”大多赞同“民权”而不赞同“民主”。郑观应说：“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48〕薛福成说：“西洋各邦立国规模，以议院为最良，然如美国则民权太重，法国则叫嚣之气过重；其斟酌适中者，唯英、德两国之制颇称尽善。”〔49〕王韬亦称：“君为主，则必尧舜之君在上，而后可久安长治；民为主，则法治多纷更，心志难专一，究其极，不无流弊，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50〕陈炽在为郑观应《盛世危言》写的序中甚至说：“民主之制，犯上作乱之滥觞。”〔51〕有学者早已征引上述论说，注意到了“改良派大多数倡‘民权’而反‘民主’”这一现象，惜以为“民权”系西文“民主”之日译，乃同义词，而将时人对两词的不同解释且褒贬不一，视为“一个奇怪的现象”〔52〕。其实，时人对“民权”与“民主”两词作不同义的解释并不奇怪，是有其道理的。
    张之洞又是如何理解“民权”的呢？《劝学篇·内篇·正权第六》对“民权”作过如此诠释：“考外洋民权之说所由来，其意不过曰国有议院，民间可以发公论，达众情而已，但欲民伸其情，非欲民揽其权。译者变其文曰民权，误矣。（美国人来华者自言其国议院公举之弊，下挟私，上偏徇，深以为患。华人之称羡者，皆不加深考之谈耳。）……泰西诸国无论君主、民主、君民共主，国必有政，政必有法，官有官律，兵有兵律，工有工律，商有商律，律师习之，法官掌之，君民皆不得违其法。政府所令，议员得而驳之；议院所定，朝廷得而散之。谓之人人无自主之权则可，安得曰人人自主哉？”张之洞理解的“外洋民权”可归结为三个要素：一、实行议院政制（“国有议院”）；二、民众有议政的权利（“民间可以发公论，达众情”）；三、任何人都要受法律的制约（“君民皆不得违其法”）。他针对有人将“民权”解释为“民揽其权”，“人人有自主之权”，而“犯上作乱”，故对时人所倡言之“民权”持反对态度。不过他所诠释的“外洋民权”三要素，也大致不错，特别是“君民皆不得违其法”的原则，已经有了限制君权的意义。正如霍布豪斯所说：“自由统治的首要条件是：不是由统治者独断独行，而是由明文规定的法律实行统治，统治者本人也必须遵守法律。”〔53〕
    上述张之洞的诠释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第一，强调西洋各国“国必有政，政必有法，官有官律，兵有兵律，工有工律，商有商律，律师习之，法官掌之，君民皆不得违其法”，这正是为了说明所谓“民权”应是由各种法律所规定的“权利”。第二，举出美国议院“公举之弊”作为反对倡言民权的理由，又举法国为例证明民主乃迫不得已之事，“昔法国承暴君虐政之后，举国怨愤，上下相攻，始改为民主之国”〔54〕。这些看法恰好说明张氏认为将导致“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的“民权”（即所谓“人人有自主之权”），是指美、法式的“民主”，即陈炽所说的“犯上作乱之滥觞”的“民主”。郑观应所言“民主”的特征乃“权偏于下”，也与（张之洞反对的）“民揽其权”意思相近。
    可知时人对“民权”与“民主”既作了不同义的解释，又有人将两者相混淆。《国闻报》曾发表《民权与民主不同说》一文〔55〕专门辨析两词的不同涵义，将“民权”释为“予民以自由而设律以定之”（与张氏所言“君民皆不得违其法”意思相近），将“民主”释为总统，（美国）“权在议院，民主仅供手画押而已”。仅就“民主”而言，时人也有不同的理解，歧义较多。“或谓西国民主之制可行于中国，此非本朝士子所忍言也。……知吾君之不可弃而已，变君主为民主，将置我君于何地乎？此一说也。”“各省会匪其所以号召党与，亦持西人民主之义。民主之说，其可倡乎？”“又有谓民主之义者，非必欲变为民主也，但以减轻君主之压力以伸民气而御外侮，于是而君主安若泰山，是倡言民主之义者，正所以保君权也，此又一说也。”〔56〕难怪梁启超在戊戌后也一再强调“民权与民主二者，其训诂绝异”，不可“混民权与民主为一途”〔57〕；并认为他倡言的“民权”之所以为当道者不容，正因对“民权”的涵义产生了误解，“吾侪之昌言民权，十年于兹矣，当道者忧之嫉之畏之，如洪水猛兽然，此无怪其然也，盖由不知民权与民主之别，而谓言民权者，必以彼所戴之君主为仇，则其忧之嫉之畏之也固宜，不知有君主之立宪，有民主之立宪，两者同为民权，而所以驯致之途，亦有由焉。凡国之变民主也，必有迫之使不得已者也”〔58〕。梁氏所言，自有道理。他之所以反复强调“民权”与“民主”的区别，正是为了表明他主张在中国建立的是君主立宪政制，而非共和立宪政制。实际上，不论是君主立宪还是共和立宪，均是西洋的民主政制，皆通过各种法律规范及议院政制来实现所谓的“民权”。此即梁氏所言“两者皆为民权”。对此，曾出使欧美的崔国因早在1892年即已指明，欧美各国政体虽有不同，但都是一种体现民权的民主政制。他说：“欧墨州各国均设议院而章程不同。美之议绅均由民举，不分上下也。英之下议绅由民举，而上议绅则由世爵，然权归于下议院，则政仍民主之也。欧洲除法国、瑞典、瑞士之外，政皆君主，而仍视议绅之从违，则民权仍重。”〔59〕崔氏所言的“政仍民主之”，亦符合democracy之本义。
    至于维新派所倡言的“人人有自主之权”一语，其义也不甚明确。何谓“人人有自主之权”？梁启超1896年所写的《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一文解释说：“西人之言曰：人人有自主之权。何谓有自主之权，各尽其所当为之事，各得其所应有之利，公莫大焉。”〔60〕而与张之洞关系密切的王仁俊则解释说：“西人之言曰，彼国行民主法，则人人有自主之权。自主之权者，各尽其所当为之事，各守其所应有之义，一国之政，悉归上下议院，民情无不上达，民主退位与齐民无异，则君权不为过重。噫此说也，是其言利也。然不敌其弊之多也。即如美之监国，由民自举，似乎公而无私矣，乃逢选举之时，贿赂公行，更一监国，则更一番人物，凡所官者，皆其党羽，欲治得乎？”〔61〕比较而言，梁氏的解释便不及王氏的明晰。梁氏仅言“各尽其所当为之事，各得其所应有之利”，但以什么来作为确定“当为之事”与“应有之利”的法则呢？又以什么形式或程序来实行“人人有自主之权”呢？皆语焉不详。而王氏则认为“自主之权”的前提条件是“行民主法”，“当为之事”与“应有之义”（即权利与义务）相对应，并通过代议制来实现“民情无不上达。”看来，王氏的解释更符合西方民主政制的原则。而王氏强调“民主退位与齐民无异”以及美国公举“监国”之弊，也表明其理解的“人人有自主之权”即是指美国式的民主。虽然王氏因与张之洞关系密切，其文又被收入《翼教丛编》而被视为维新派的对立面，但治史者应尊重历史事实，故不应忽视王氏的这一见解。
    至此，我们不难看出，张之洞之所以反对倡言“民权”，实是反对将“民权”释为涵义不甚明确的“人人有自主之权”、“民揽其权”，而非反对民权的本义即法律规定的“权利”〔62〕。在张氏看来，“人人有自主之权”或“民揽其权”则意味着将演变为“犯上作乱”的“民主”--这不仅是张氏也是改良派所反对的，并大体符合19世纪后期人们对“民主（国）”的认知，即其特征乃“权偏于下”（郑观应语）、“民权太重”（薛福成语）、美国乃“为民自主之国”、“有民人自主之明例”〔63〕等等。
    外来词汇进入中文词汇初期，国人产生误解乃常见之事。“自由”一词在中国的命运便最为典型，常常被误解或曲解为“为所欲为”、“自由散漫”之类。故精通西学的严复在1902年发表的《主客平议》一文中即指明：“自由者，各尽其天赋之能事，而自承之功过者也。 ”〔64〕他既强调个人的权利，也指出个人对社会的责任， 并特意将约翰·穆勒《自由论》的书名翻译为《群己权界论》，正是为了避免国人产生误解。细察张氏之用意，既然其主张采纳的“西政”中已经包括“学校”、“律例”，这就意味着具有这样的潜台词：欲兴民权（法律规定的“权利”）还有待于先行兴办新式教育，采纳西洋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