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当时之言变法者，盖有不同之二源”
    在戊戌政制改革中，张之洞与康有为并不是不存在分歧。熟谙晚清史事的陈寅恪曾说：“当时之言变法者，盖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论之也……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本自不同。”〔65〕此论颇具深意，惜未引起研究者注意。笔者认为两者不同之处主要有三：
    其一，是否适当改变清廷的权力结构。在康有为看来，百日维新中虽然不必开议院、言民权，但是改革官制、设立制度局，却是必要的。他主张适当改变清廷的权力结构，让康、梁等维新人士参与朝政，借助光绪帝的“君权”来进行变法。按康有为原来的设想，既要让维新人士参与朝政，又不至于增大“改官制”的阻力，则采取设立新衙门，不撤旧衙门的策略。但一提出“改官制”、设“制度局”，即“流言纷纭，咸谓我尽废内阁、六部及督抚、藩臬司道矣”，“于是京朝震动，外省悚惊，谣谤不可听闻矣”〔66〕。“彼盈廷数千醉生梦死之人，几皆欲得康之肉而食之，其实康不过言须增新衙门耳，尚未言及裁旧衙门也，而讹言已至如此”〔67〕。可见“改官制”阻力之大。
    在张之洞看来，既然“外洋民权”的主旨不过是“民间可以发公论，达众情”，就可以在清廷既有的权力结构中，实现绅民的这种权利。他说：“凡遇有大政事，诏旨交廷臣会议，外吏令绅局公议，中国旧章所有也。即或咨询所不及，一省有大事，绅民得以公呈达于院司道府，甚至联名公呈于都察院。国家有大事，京朝官可陈奏，可呈请代奏”。“但建议在下，裁择在上”，“何必袭议院之名哉？”〔68〕他主张仿效的“西政”中，也并无“改官制”之类的内容，较之康有为的政制改革方案，显得保守一些。不过其间也隐含着另一层意思：政制改革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比康有为“有次第”的变法还稍长。
    其二，张之洞反对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说。1895年11月，张之洞在南京会见康有为时，就表示反对所谓的“孔子改制”，提出只要康放弃此说，便可以为之提供开上海强学会的活动经费。康有为则表示，不能因张氏提供活动经费便改变自己的学说。次年1月， 康有为在上海创办强学会，刊行《强学报》，该报以孔子纪年，封面大书“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与光绪二十一年并列，又发表《孔子纪年说》。这一做法，也引起了张之洞的不快。结果，因《强学报》使用孔子纪年，“见者以为自改正朔，必有异志”〔69〕而受到非难。张之洞授意宣布上海强学会停办，《强学报》停刊，被指责为压制维新派的显例。平心而论，办报的目的本是为了扩大维新宣传，这就需要采取能为更多的人所接受的宣传方式。使用什么纪年，固然具有政治意义，但对宣传维新来说，毕竟还是一个次要的形式问题。因为使用光绪纪年，并不会妨碍维新宣传；而改用孔子纪年，便意味着“改正朔”，即改朝换代，这当然容易为他人所攻击。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一书系统阐发了“孔子改制”理论，他本希望借孔子的旗号来减少变法的阻力，即其所言：“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70〕然而，该书一刊行，便产生了梁启超所形容的“火山大喷火”的效应，引发了卫道士们的强烈不满。与康氏的初衷相违，“孔子改制”一提出来，不但“惊人”，而且未能“避祸”；不仅成为了卫道士们攻击的目标，就连陈宝箴、翁同龢这些赞同变法的官员也认为其说“荒谬”，结果被清廷强令毁版。
    以“孔子改制”来宣传变法，在当时的情势下，其效果是惊世骇俗的，其负面影响也是明显的。诚如萧公权所言：“康氏发展孔教的努力除有反效果外，其本身也极不成功。”〔71〕其实，作为一种变法理论，宣传面越广，影响力越大，接受者越众，才是成功的标志。“孔子改制”说除了康氏的若干弟子外，心悦诚服者并不多，而反对者、非议者、不理解者却不少。这不能简单地归因于民智未开、守旧者众。严复译述的《天演论》也是在同样的时代和社会中传播的，其宣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直接抬出英人赫胥黎，并没有把进化论装入公羊学说的框子里，而宣传的实际效果却影响了整整一代人。难怪梁启超后来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对其师当年的做法，也说过一番令人深思的话：“中国思想之痼疾，确在‘好依傍’与‘名实混淆’……康有为之大同，空前创获，而必自谓出孔子。及至孔子之改制，何为必托古？诸子何为皆托古？则亦依傍混淆也已。此病根不拔，则思想终无独立自由之望。”〔72〕梁氏亲身经历体会之言，其意深焉！
    其三，采取稳健还是激进的变法步骤。百日维新期间张之洞对改科举的变通便是稳健的一例。
    是年3月，梁启超曾上书请废八股取士之制， 其时各省举人将及万人齐集京城参加会试，“皆与八股性命相依，闻启超等此举，嫉之如不共戴天之仇，遍播谣言，几被殴击”。6月，康有为先后代徐致靖、 宋伯鲁拟奏折，陈述了八股取士的危害，提出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光绪帝谕令准行。于是“举国守旧迂谬之人，失其安身立命之业，自是日夜相聚，阴谋与新政为敌之术矣”〔73〕。可见改革科举同样面临很大阻力。
    张之洞历来是赞成改科举的，早年任学政时，对科举的弊端便深有洞悉，在《劝学篇》中还专门撰写《变科举第八》一章。不过他也深知改科举阻力甚大。梁启超曾记述：“张之洞且尝与余言，言废八股为变法第一事矣，而不闻其上折请废之者，盖恐触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之怒，惧其合力发谤己而排挤己也。”〔74〕改科举的诏令下达后，张之洞与陈宝箴联名上《妥议科举新章折》〔75〕，肯定了改科举的必要性，“惟救时必自求人才始，求才必自变科举始”。因康有为代拟的上疏着重揭露八股取士的危害，反复强调改试策论以“讲求时务”，并未谈及具体的实施办法。张之洞由此认为“若一切考试节目未能详酌妥善，则恐未必能遽收实效”，遂提出了八股当废，四书五经仍作为考试内容的折中方案；主张变通科举章程，乡会试仍为三场，而“将三场先后之序互易之”，一试历史政治，二试时务，三试四书五经，并提出每场录取的具体方法，岁科两考也照此办理。尽管他宣称三场并重，因清代科考“最重首场”，把四书五经摆在政史、时务之后，其实已隐喻着虽有保留但地位降低之意。张之洞的变通方案虽然带有保守色彩，不过，考虑到科举取士“行之且千年，深入迂儒骨髓”〔76〕的实际情况，不采取一步到位的方式，则较有可操作性。光绪帝当即诏准了张氏的变通方案。梁启超在记述这件事时，曾有一番较为中肯的评说：“以科举取士，必不能得人才也，故不惟八股当废，即科举亦当全废。而一切学级，悉自学校出，此乃正理也。然此次不即尔者，盖使数百万之老举人、老秀才，一旦尽失其登进之路，恐未免伤于急激，且学校生徒之成就，亦当期之于数年以后，故此数年中借策论科举为引渡，此亦不得已之办法也。”〔77〕可知当时科举改革涉及众多士人的切身利益，改变过于“急激”，反倒增大改革的阻力，张之洞采取谨慎的变通办法并非没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