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虽然不同意在“守旧盈朝”的局势下“言议院、言民权”，却提出了同样会引起守旧势力敌视的其他激进主张。如为了扩大维新的声势，9月5日后，他以自己的名义连拟《请设新京折》、《请断发易服改元折》，提出剪发辫、换西装、改戊戌年为维新元年、迁都江苏、各地多置陪都〔78〕。这些主张固然有显示维新气象的政治意义，但是，在时人看来，断辫易服、改元迁都，便意味着改朝换代，这不仅是守旧势力所无法容忍的，即使是同情变法的人恐怕也接受不了。更何况不换西服同样可以推行新政，而穿上洋装未必就不会复旧。改元迁都这些属于朝廷大典之事，没有慈禧太后的点头岂能办到？北京城当时已经盛传光绪帝将“改衣冠，剪发辫”的谣言，形成了一种对变法明显不利的社会心理。康有为比较激进的姿态所带来的不利后果，连其弟康广仁也看到了：“伯兄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此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衢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弟私窃深忧之。……弟旦夕力言新旧水火，大权在后，决无成功，何必冒祸？伯兄亦非不深知，以为死生有命，非所能避，……伯兄思高而性执，拘文牵义，不能破绝藩篱，至于今实无他法。”〔79〕9 月中旬康有为还策划了更为激进的措施，准备拉拢袁世凯，组织力量包围颐和园，捕杀慈禧太后〔80〕。为了排除变法的阻力，康有为决计对慈禧采取果断措施，这不失为有勇气和魄力，但要取得成功又必须有周密的计划和一定的军事实力。可是，连参与其事的谭嗣同、毕永年都感到不大可行时，康有为却仍坚持己见。就在谭嗣同游说袁世凯的当天（9月18日），慈禧已抢先发动了政变〔81〕。
    改革之所以难，可以说正在于是一种“权衡新旧”（张之洞语）的运作过程。旧制度的存在是与旧势力的既得利益密切相关，对旧制度进行改革，势必危及旧势力的既得利益，除非以一种新的利益去换取其既得利益，否则他们就会出死力反对改革。对此，严复在百日维新前夕，就有颇为深刻的分析：“国家承平既久，则无论为中为外，举凡一局一令，皆有缘法收利之家。且法久弊丛，则其中之收利者愈益众，一朝而云国家欲变某法，则必有某与某者所收之利，与之偕亡。尔乃构造百端，出死力以与言变者为难矣。是故其法弥敝，则其变弥不可缓；而亦其变之弥不可缓，则其欲变弥难。盖法之敝否，与私利之多寡为正比例，又与变之难易为正比例。夫小人非不知变法之利国也，顾不变则通国失其公利，变则一己被其近灾。公利远而难见，近灾切而可忧，则终不以之相易矣。”〔82〕要想在短短的时间内，将旧制度一下子革新，显然是不现实的。仅仅是百日维新颁布的措施，就已经引起了守旧官僚和习惯势力的强烈反抗。改革旧的制度，需要把握时机，及时加大改革力度。但也要考虑社会的承受能力，减少改革的阻力。在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加快改革的步伐、扩大维新的声势，既可以动员起支持改革的力量，但同时也会将反对改革的力量动员起来；后一种动员则有可能比前一种动员的效果更加显著。当反对势力动员起来后，改革则将面临被扼杀的危机--这不能不是戊戌变法迅速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这一角度审视，对张之洞在戊戌政制改革上采取的“保守”姿态似当做进一步的探讨。
    注释：
    〔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第305页。
    〔2〕《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 第105页。
    〔3〕《张文襄公全集》，中国书店1990年影印本，卷八九， 公牍四，页二四。
    〔4〕此系谭嗣同转述，见蔡尚思、 方行编：《谭嗣同全集》（修订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58页。
    〔5〕张之洞：《劝学篇·序》。
    〔6〕张之洞：《劝学篇·外篇·设学第三》。
    〔7〕张之洞：《劝学篇·外篇·变法第七》。
    〔8〕张之洞：《劝学篇·内篇·明纲第三》。
    〔9〕《张文襄幕府纪闻·清流党》，《辜鸿铭文集》上册、 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419页。
    〔10〕此问题较复杂，当另文讨论。
    〔11〕徐宗勉、张亦工等：《近代中国对民主的追求》，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7页。
    〔12〕公呈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转引自孔祥吉《关于康有为的一篇重要佚文--答人论议院书》，1982年8月2日《光明日报》。
    〔13〕一贯提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也有相似的看法，其《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云：“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 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钱穆亦指出， 中国文化传统“讲究最透彻”的是“对人之学”，而“要讲对人之学，必从此五伦始”（钱穆：《历史与文化论丛》，东大图书公司1985年再版，第211页）。应该说，陈、 钱二氏对中国传统文化都有相当理解和研究，故对这一认知现象似不应简单否定，而应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作出恰当的解释。
    〔14〕萧公权：《康有为思想研究》，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年版，第114页。
    〔15〕熊月之已指出：用“要不要实行立宪制度”作为划分“洋务派”与“早期改良派”的标准“也很不合适”。见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