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学界关于以袁世凯为核心的北洋集团通过北洋新政对我国早期近代化所起深远影响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对于新军编练与军事近代化的研究，在袁世凯举办军事学堂、军制变革、军队管理控制等方面有许多成果①，但在袁世凯如何筹措北洋军费这一问题上，确如王逸峰所言，目前“尚未见到专文与专著”。王逸峰对袁世凯筹集北洋新军军费途径问题从五个方面给予了详细探讨和认真梳理，对这一尚属空白的问题进行了开拓性研究，的确“对深化中国近代军事史以及袁世凯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②，但笔者以为，北洋六镇军费筹集问题头绪极多，王氏还有遗漏之处。若从不同角度解析，对一些具体问题也会有不同的认识。笔者不揣冒昧再做分析，以求对问题有更为全面的认识。
    一 袁世凯筹集军费中与中央各部处关系
    就本质而言，袁世凯对北洋六镇军费的所谓“筹集”，实际指他在军费筹集过程中所涉及的中央各部处、外省督抚及地方财政机构之间的各种利益关系的协调，也是他作为直督与清廷、其他地方督抚及顺直等地绅商关系的协调。
    清末部院调整之前，袁世凯筹集军费主要经由户部、兵部与练兵处、财政处。其程序一般为袁世凯先向练兵处奏明各镇每年（月）饷需数目、名目，由练兵处会同兵部向户部、财政处咨明，由户部核办。兵部下设之军需司具体负责北洋各镇饷需支放。部院调整以后，兵部与练兵处并入陆军部，户部与财政处改设为度支部，仍规定“凡京外陆军及旗绿等营所需经费应由陆军部会同度支部核办”。陆军部承政司掌原兵部和练兵处的文案、收支事务，收发各军“经费出入”。军需司保留，下设三科（统计、粮服、建造），掌“陆军军队及各学堂、局厂薪资、饷项、军装、建造，并经理人员教育各项事宜”。③在度支部内，又有军饷司“掌覆给军饷，勾稽各省报解协饷”。设置练兵处期间，袁世凯于直隶设督练公所，掌全省新旧营务，下设筹备、粮饷二科，具体经办编练新军、裁汰旧营、会计出纳、服装物品。又设有军械局等为中央各部处对应机关。④
    从筹款的实际运作看，袁世凯更多的是借助铁良和经管财务处、练兵处事务的奕劻帮助解决问题。加之部院调整之前财政处与户部并存，实际上筹款的名目、数目、拨解，系由奕劻以军机处、练兵处或财政处名义协助袁世凯办理。户部与度支部在协款、征收新税帮助袁世凯解决筹款问题方面作用有限。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户部（度支部）与袁世凯、奕劻等在筹集军费途径问题上意见并不一致。袁世凯与奕劻合议的筹饷办法是：“一系提官员中饱；一系办印花税；一系加烟酒税；一系指拨海关加税；一系仿办膏捐。闻于五项内每年须筹银数千万两。现加税及印花税二条已交户部妥议矣。”⑤而户部却主张：遵照与各国商约，裁厘改统；对奕劻与财政处所主张将户部原拨赔款三百余万两改为练兵经费，以海关新加税（含常关征税归洋关管理，并征烟酒食物等税）所增抵部原定赔款，亦表示反对。⑥户部对推行印花税等尤其反对，并针对奕劻与袁世凯所提筹款五法，另提出“集款而不扰民”办法十条：“严核各省钱粮”；“酌提各省杂税”；“清厘两淮额产盐斤额销盐引”；“整顿两浙盐务”；“覆查甘肃盐课”；“酌办各省加丁加闰引额课款”；“核提漕务闲款”；“清查沙洲沙田地亩”；“变通四川土药税厘办法”；“暂停不急工程”。这十条主张多系地方财政之整理⑦，其中与袁世凯和奕劻所提雷同者仅有提取中饱以整顿地方钱粮和试办土药膏捐两条。
    第二，对于是否将某项税课收入拨做北洋六镇军费，与袁世凯意见并不一致。袁世凯曾因第五、六镇活支各款无着落，要以发行公债办法弥补，并由40万两铜元余利补还。但因度支部限制铸造，铜元利润减少，故请用铁路余利25万两补还公债本息。而度支部覆议曰：“以铜元余利向归本省自用，即当自筹，铁路余利应陆续解部听候拨用，并酌留若干将来展筑铁轨之用，所请提拨余利，碍难照准为词。袁慰帅以五六镇并非直隶之兵，如必畛域区分，自应将现有之铜元余利四十万全数拨归新政之需，以符部臣自筹自用之议。其应还公债四十万两难失信愆期，特奏请饬下由度支部筹齐银四十万两解交直隶，按期偿还。”并奏请上谕照准。⑧对此，袁世凯不无怨言，他说：“乃部臣于铜元则严定铸数，而公债还款又不准设法腾挪，是责臣以无米之炊，而置公债还款于不问也。”“上谕何等森严。臣力任其难，移挪补助。一则凛遵谕旨，藉免愆尤，一则国债初基，恐蹈覆辙……万不得已而移挪铁路余利，兼免部臣筹拨为难，酌剂盈虚，无非意存公益。”⑨
    第三，在各省协款问题上，户部作用有限，效果极差。1905年3月户部奏练兵处咨称，第二、三、四镇月需饷银均为25万两，三镇年需600万两，其中各省通年认筹600万两银中，铜元余利最多，约占270万两，但因各厂或有修竣，或铜元价格不稳，现筹款艰巨，只能由部库月垫，若各省不能按时拨解，势必告罄。库垫事关计息，户部还望各省督抚于认筹之款“一一无欠无延”。户部请饬各省督抚无论如何将来年（光绪三十一年）正二月款先期腾挪电汇解京。户部不仅无法垫款且“不敢当此重咎”，户部望饬令督抚按时认解，分别劝惩，随时奏明。而据袁世凯所奏以上三镇编练需用各种经费年约500万两，均由袁世凯设法息借。⑩
    还需一提的是，1906年彰德会操以后，清朝王公贵族出于对袁世凯的忌惮，开始逐步侵削其兵权，铁良与袁世凯之间因争夺练兵权而矛盾显露。北洋陆军六镇中，除第一镇（原京旗常备军）向由铁良与陆军部统辖外，袁世凯在1906年年底奏请第二、四镇（分驻马厂、永平、山海关）仍由北洋训练，原归其统辖之第三、五、六镇则改归陆军部直接管辖。（11）因此，袁世凯在筹集北洋六镇军费方面难以始终发挥同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