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可以看到，一方面袁世凯通过地方各局扩大了筹款来源，缓解了筹款压力，一方面却又继续仰赖中央拨款与各省协款。这些由袁世凯等地方督抚与地方各局经手的收支款项，一些属正项之外为不预先或根本不报部的“外销”之款。户部就此曾指责道：“近年库款支绌，各省皆然，任事之臣知臣部筹措之难，动辄自行电檄各省求为协济，其意不过在外销款项内匀拨，而各省亦不尽能另筹的款，遂将例支正项及报部候拨者挪移擅动以应之。迨臣部查知，而款已动用，往返驳诘，迄难就绪，诚恐日久难以限制。”（33）
    当然，袁世凯通过地方各局筹集军费，其对象除下层百姓外，主要的则是顺直等地区的绅商。除了鼓励绅商捐输、捐纳积极募集军费外，其他主要方法还有：接管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并将后者改为官办，对盐商加派与借垫、挪借或息借商款与征收杂税。
    当时舆论评价铁良南下整顿轮招局及提取轮招局存款一事，称二局整顿之方法，“必将如电报局之有电政大臣（袁世凯），轮船招商局之派杨京堂（杨士琦）为总理，由北洋特行奏保，请旨简放，制造局之权全归北洋而后止”。当时轮招局常年经费不过120万两，而铁良则提走80万两作练兵之用。“如此竭泽而渔，敲骨吸髓，不乱何待？”“今铁良筹款手段，更辣于刚毅，而其所筹之款又多于刚毅。”（34）王逸峰提及袁世凯派杨士琦接管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一事，但无法确定袁世凯通过控制二局筹集军款的准确数额。按，刚毅整顿财政时，咨请前直隶总督裕禄准将轮招局与电报局二成余利报效，拨作海防经费计算。1904-1907年，轮招局的利润分别为715 428两、677 857两、559 715两、427 802两，其报效数额除1904年为105 144两外，其他三年均为8万两，实际均未占到利润总额的二成，且数额较小。除1905年轮招局净结余12 619两外，1904年无结余，1906和1907年则分别为负26 761两和负70 738两。（35）
    至于电报局，刚毅南下时（1899年）曾“要电报局自本年起，除与轮船招商局每年捐纳124 000两外，每年还要‘报效’实银四万两”（36）。按，邮传部在宣统二年所称，电报局岁入在360万两上下，除将三成筹还商股本息，“按第二十五届账略似有盈余一百万两”。但邮传部亦指出，若扣除偿还展延线路借洋款本息，线路工程款，利息、花红、报效等，“实在丝毫无存”。且“电线增一线则赔一线之本，修一里即亏一里之费”。（37）比较而言，袁世凯通过二局常年所筹集的军费并不算多。
    再者，王逸峰在文章中提及袁世凯将滦州、临城、中兴煤矿营业额抽取5％作为北洋军费，而据笔者考证，在周学熙、陆嘉谷1907年5月9日致袁世凯详文中，滦州煤矿有限公司拟定办法第11条中规定，结账分红“总须见煤十二个月为期。即将每年所得余利，除提官利六厘外，其余做十成分派：内提办事花红一成，公积二成，报效二成，下余按股均分”（38）。又照1908年6月滦州官矿有限公司招股章程第19条，其规定每年盈利，除提官利与公积金外，分成十四成，而报效北洋的为一成，且系用于举办实业。七成为股东分红，二成为资产折旧，二成为总（协）理、董事酬劳，二成为在事人员花红（39），并无提取5％营业额报效的规定。从袁世凯授意周学熙举办煤矿的初衷看，其目的是与英国霸占的开平煤矿竞争，以期收回利权。
    再对1902-1907年直隶地区主要近代企业进行考察，如房山县晶银矿务局招股章程系抽二成归学堂经费；1907年周学熙将启新洋灰公司改组重新招股，在其新订唐山洋灰公司章程第13条中，也提出以利润之一成报效用做北洋兴办实业；天津电灯公司则以津贴之一成为学堂与工艺场经费。（40）因此，单从袁世凯对企业的控制摄取绅商利润、筹集军款来看其作用是不够的。这与袁世凯对官督商办企业中官为倡导、官为商助主张有极大关系。如他曾讲：“有弊则易以为革，有利则易以为兴，有限于财力权利者，则为之扶掖以助成之，有受人抑制凌轹者，则为之纠察而保护之。”（41）他并不主张对绅商过多地榨取、摄夺。
    对盐商加派主要是长芦盐斤加价。如1904年3月，袁世凯以办理京旗练兵大臣名义奏，创练京旗常备军，向日本订购大批军火，合银120万两，拟援照李鸿章之例，除由津海关积存出使经费项与东海关4成洋税下拨付外，长芦盐商则缴付50万两。（42）
    挪借商款主要是息借商号和挪用赈捐。如1905年3月30日，袁世凯奏报北洋新练第二、第三镇陆军军火购买所需经费统共约需库平足银2 137 000余两，现在本省自筹饷下支出200万两，仍缺13万两多，“惟有挪借商款，暂应急需，再行设法筹还”（43）。在征收杂税方面，直隶先后开征了茶捐、铺捐、烧锅税（酒捐）、铺捐、学捐、车捐、广告捐等及各行牙纪税。但以上各杂税，实际多用于巡警、学堂费用，用于新军编练的仅有1902年9月开征的烧锅税（酒捐），以后改为烟酒税，并将茶捐并入在内；此外便是统税。这些税项针对茶商、烟酒商人及土膏药商。针对广大绅商的印花税，从试办开始便一直受到反对，1908年天津曾有七百多家商号联名抵制，故此税（44）直到清朝灭亡，并未真正实行。
    总之，袁世凯通过绅商所筹军费的主要途径是挪用赈捐、官督商办企业利润提成、盐税加价、烟酒税与统税以及息借商款。相比较而言，偏重于盐税加价、烟酒税与统税，息借商款与挪用赈捐时常有之，而官督商办企业利润提成的作用并不大。
    四 六镇军费详细收（筹）支款项
    综合上文所述，笔者归纳袁世凯筹集六镇军费的途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由练兵处、兵部（陆军部）会同户部（度支部）、财政处在各洋关、常关税项与各省钱粮、漕折及各省中饱、统捐、盐斤加价、报效、铜元余利等项下的拨款、协款。各省协款实际效果并非一概不理想。
    第二，裁撤绿营、淮军各营和练军兵员，将其节省军费移为新军编练军费。如光绪三十二年三月、七月袁世凯先后奏称，从淮军军饷中提取60万两为常备军军饷。裁汰绿营兵二成，筹饷37 000多两为武卫右军军饷。（45）不仅如此，在平素他项饷需不敷或未拨，淮饷还往往从中垫支。如光绪三十年二月袁世凯奏，各省应协拨海防经费及津防练饷93万两，如今实解不及六成，只能在淮饷等项下挪借、垫支，已达28万两之多。（46）
    第三，提取官督商办企业利润作为军费。王逸峰认为，袁世凯将关内外铁路公司的二成余利提做军费。笔者认为并非如此，理由有三：1.王逸峰引用袁世凯在1906年8月25日所上《请拨铁路余利以供北洋军需要政缮单具陈折》，其内容只是奏请支用铁路公司余利，而非实际动用。按，袁世凯在1907年3月12日所上奏折，称山海关内外铁路余利截止上年十二月底，已移交邮传部，现地方办理工业、学务、新政、练兵、巡防治安均需款用，请此后饬邮传部除将二局余利拨给外，天津铁路局二成余利亦请以后提取二成直接拨给北洋，“作为护路巡警、探访员弁暨各项新政之需，以济地方燃眉之急”（47），并未提及将铁路余利用做军费。2.本文第一节提及，袁世凯曾拟将铁路余利用作筹集第五、六镇军费所借公债之应还本息款，但遭到度支部的坚决反对，口吻十分严厉。3.据邮传部报告，1907年袁世凯奏请将铁路余利二成提取，也是用做北洋护路、巡警及学堂经费之用，而且提出将京奉路应拨北洋二成余利暂停。再如邮传部在复核京奉路第二案、第四案、第五案收支时所开列各项只有在巡路官兵薪饷，津贴，购买子弹、衣服等项下的开支。第五案共奏销洋银12 774 533元多，其中司员杂役等薪工550 542元多，洋员、洋匠及巡警（工匠薪饷等1 554 630元多，其中巡警兵丁薪饷93 052元多），购买运输器械2 278 826元多，工程开支1 004 107元多；偿还官商股本息及轮船、学堂经费、债务等7 386 428元多（其中此项下垫还保定练饷35 572元），均未拨为军费开支项。其主要利润自第四案起每年提取100万两用做京张铁路经费。邮传部后来又否决陈夔龙提请将京奉路二成余利挪做第二、第四两镇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不敷饷项，认为“于历次奏案亦未符合，应请毋庸置疑”。（48）据以上资料，还不能确认袁世凯将二成铁路余利用为北洋六镇军费。
    第四，挪用赈抚局赈款和息借、挪借商款。这些款项均取自绅商，前者是绅商以捐纳或捐输形式的报效，后者则多是袁世凯于军费无着时临时向商号息借。如1906年1月13日，因陆军改编、调动原因，从商号挪借、垫资56 400余两，并恳请户部饬令江南迅速拨解，以偿还商款。（49）挪用赈款和息借情况前有介绍，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