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对各省协款与摊派的考察
    在各省协款方面，北洋陆军按1905年统计，六镇共需饷银8 995 200两，户部拨给540万两，各省协拨款3 595 200两。除奉天、黑龙江、吉林未派，新疆免派外，各省均有认解。（12）该年浙江所认各项饷银款为90万两，而据袁世凯1906年5月所奏，浙江实际协饷到位只有40万两。（13）最为典型的莫若广东，其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应认练兵经费85万两，而两广总督岑春煊却奏称，“京畿乃根本重地，所派经费关系綦重，苟使难而能为，敢不勉之又勉？无如粤省财政缺额甚巨，一筹莫展，其种种窘迫之情，焦灼之状，前奏诉陈已详，谅邀圣明体恤”，只在土膏统捐项下勉强拨解40万两。（14）各省督抚确如所言，“惟于应解之京款，或不敢丝毫短欠，其余协济邻省之款则有置之不解者矣，亦有解而不足数者矣”（15）。
    并非各省协款均不积极。如同为北洋系的周馥、杨士骧在山东巡抚任上，曾任山东布政使的胡廷干在江西巡抚任上，均对袁世凯筹款积极支持。杨士骧奏，山东认筹烟酒税16万两，酌提商运票课钱价盈余1万两，东海关监督粮道节出1万两，盐运司节出2000两。还称“饷需攸关，东省无论如何为难，臣自当督饬司道设法腾挪，依限筹解，以资接济”，将户部派定光绪三十一年20万两北洋练兵经费解齐。（16）胡廷干奏江西应解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光绪三十年（1904年）及光绪三十一年第一批海防经费（据刘伟先生考证，该款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后移为北洋练兵经费（17））约23万两，均按时拨付，并将光绪三十一年第二批2万两设法腾挪照拨。（18）按周馥所奏，在光绪二十九、三十年山东每年应拨给武卫右军月饷110多万两，两年各在解京款内先后拨给直隶布政司89万两，余下在漕折银内陆续拨给直隶粮饷局。（19）可以说，以上山东等省对于袁世凯编练北洋六镇新军军费的筹集，支持是极大的。
    再如四川省，光绪三十一年应认各项饷款为40万两。据四川总督锡良所奏，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在四川省盐厘银、津贴银、重庆关洋税等项下，支指拨、加拨京饷等饷需共54万两。（20）
    因此，对各省协款情况应区别来看。与袁世凯关系亲密的如周馥、杨士骧，包括张人骏、胡廷干、端方等，或在山东、河南、江西巡抚任上，或在两江总督任上，对袁世凯的筹款均给予了极大支持。包括锡良在内的其他一些督抚，与袁世凯关系不如上述督抚亲密，但在协款方面也能予以配合。而像岑春煊因与袁世凯、奕劻积怨甚深，乃至酿成丁末政潮，在协款方面极为消极的还是极少数。户部（度支部）在督办协款方面，虽成效不佳，但往往是在各省解款未到前，先由部垫，而后通过上谕、军机处的饬令，使各省欠、缓各款到位，此后按月抵还。如1904年年底户部奏该年北洋第一、二镇共需用饷银523万两，除户部拨给200万两、袁世凯自己筹款100万两外，尚欠各省协款220万，遵练兵处请，户部每月先垫付30万两，俟各省款到后，随时扣抵。（21）
    再对照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与光绪二十九年协款情况。光绪二十八年各省在淮饷、保定练饷、海防经费、制造经费等项下应协款3 006 000两，实收2 428 268两，不敷数为577 731两。光绪二十九年依袁世凯所奏，应收淮饷1 576 500两，实欠19 197两；海防经费应收93万两，实欠222 382两。该年保定练饷、制造经费协款实收数目虽还未查实，但按光绪二十八年不敷数目即6万两、3万两计，全年实际欠协款为331 579两，比上年减少。（22）综上分析，王逸峰所言“协款效果也日趋下降”，还不能说明当时协款的整体情况。
    至于各省所认解的练兵处摊派的练兵费用，据笔者查证，1905年21省在烟酒税、中饱银项下有派定之款，此外17省在铜元余利、官员府衙报效、烟酒税及盐税加抽、平余、裁缺冗员与节省开支、丁漕节省、荒地、畜税、货厘、土药、州县优缺等各种名目下，还有认筹之款，共计1653万两，其中直隶派定之款为烟酒税80万两，中饱税契等项30万两。在认筹款中，烟酒税、中饱税契同上，人计税契15万两，粮租折征盈余2万两，宣属粜粮价2万两，大名永定河工撙节岁修4万两，宣属盐利2万两，优缺州县滚提5万两，共30万两；汰并冗员局所10万两。（23）比照该年北洋六镇共需饷8 995 200两，其中户部拨给540万两，各省协发款3 595 200两（包含协款与摊派数额）。（24）再依照光绪二十八年与光绪二十九年各省协款数目在300万两左右测算，各省摊派实际用作六镇军费的当在50万～60万两左右。
    三 直隶地方各局与绅商在筹集军费中的作用
    早在咸同年间，地方督抚便在布政司之外另设立各局，使其实际具有地方财政机关的作用，并以此达到控制地方财政收支供其任意支配的目的。至光绪年间，各省除有发审、清查等局外，又有防剿局、捐输局、牙厘局、善后局、营务局和工程局等。“在该员等以为支销由局，不知涓滴皆公。”（25）宣统二年（1910年），陈夔龙奏直隶经管财政各局“其最著者”：筹款局经理土药、烟酒二税；练饷局经管练军所需；印花税局筹办招买事宜；海防支应局与淮军银钱所则分管北洋轮船及各路淮军饷需；由赈抚局统管赈捐收支。还遵照上谕，统一财政，设立财政总汇处，将直隶原设的海防粮饷局、淮军粮饷局、练饷局均改为股，归其总辖，此外印花税局、海防支应局及赈抚局均裁撤，事务统归财政总汇处。（26）除上述各局外，袁世凯在直隶曾开办铜元局、统捐局等。如袁世凯曾奏直隶筹款局与统税局会议土药税捐征收办法，统税局司印花税执照，而征收仍归原筹款局。（27）加上其控制下的长芦盐场、天津海关等，这些地方财政机关在袁世凯自筹军费方面曾发挥了巨大作用。举例如下：
    光绪二十九年，经袁世凯同意，筹款局在当年八月起征土药、烟酒二税。至光绪三十年年底，共收烟酒税800 583两多，土药税122 522两多，以上两项税收除提支办公经费98 436两、陆军军饷及归还英法俄德洋款共82万两多外，尚存4669两多。（28）1902年2月2日袁世凯奏，从光绪二十七年七月起至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连闰八月共计19个月，淮军军饷、保定练饷、天津练饷、新募各营军饷不敷数目达4 549 000余两。经户部批准，“从实官捐所得1308万两中将该不敷数拨补”，善后赈抚局另拨支230万两，给新练陆军作军饷。同日，又奏请在顺直善后赈捐结存项下，拨款100万两作为募练新军所需。（29）
    1904年，袁世凯与赈抚局推广实官捐输，在各省劝募练兵经费，筹款200余万两。（30）可见，直隶赈抚局在北洋六镇编练之初，乃至后来为袁世凯筹集军费均起到极大作用。
    袁世凯实际要与以上各局商议才对筹饷问题做出决定。如袁世凯奏称，光绪二十八年北洋饷项实拨与不敷数、自筹款项，是“经臣督同支应、练饷、银钱三局所司道通盘核算”以后报部知之的。（31）直隶各局筹款一方面在当时极大缓解了袁世凯的财政压力，另一方面又造成中央对袁世凯既依靠各局筹款、又继续仰需中央财政拨款和各省协款的做法表示不满。1907年8月陆军部电咨袁世凯，称度支部所指光绪三十一年第五镇额支正杂款项，“前准咨称约需银九十余万两，前次原奏谓需一百三万余两，如此悬殊，并称该省常备淮练各军，以及北洋防费，动用顺直赈捐者不下数百万。当时赈抚万紧犹能腾挪，去岁既称中稔，且尚有赈捐一款至今未停，等语”，认为袁世凯不应再请部拨给。袁世凯则竭力为自己辩解，称经咨询赈抚局，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常捐收45万两，其中协拨奉天善后经费、各省赈款、以工代赈及捐局经费共支出24万两，余下21万两多，“业经拨入赈捐项下，通融匀拨”。近来因永定河、北运河洪灾，赈款“已成弩末”，“将来赈抚兼筹，尚不知需款凡几”，难做他用。光绪三十一年第五镇需款确为103万两，不敷银46万多两，已先就津海关子口税项下动拨银46万两，以济燃眉。一俟部库稍充，筹有的款，再行归补。（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