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以发行公债募集军费。如王逸峰所言，袁世凯发行公债不仅开风气之先，而且确实较为成功。直隶公债分四期募集，每期120万两，共480万两，前三期两月一次摊派各州县，均募集整齐。第四期由周馥（江督）、杨士骧（东抚）“不分畛域，外省募来”（50）。公债对北洋六镇筹款给予了极大帮助。
    第六，以烟酒税、土膏、盐税加价、厘金等杂税提取为军费来源。关于这一点，以上已有论述，不再赘言。
    需补充说明的是，王逸峰在文章中将直隶本省铜元余利直接作为袁世凯筹集军费途径，应予商榷。按，袁世凯在1904年7月3日奏报，直隶所设铜元局每日铸造铜元30万枚，其余利用以供给工艺局、考工厂、工艺学堂、蒙小学堂所需，恳请设法推广。（51）又据考察铜币大臣陈璧在光绪三十三年五月所奏，直隶造币分厂（铜元局）实在利润为京平银1 934 630两多，其中股息花红99 366两多，公债还款824 434两多，解巡警部10 738两多，工艺局与工艺学堂489 837两多，官医局、痘苗局、女医局经费58 580两多，官立小学堂等处经费34 613两，劝业会场地价及建造学务会所40 818两多，解练兵处银10 723两，淮军军火银214 766两，陆军武备学堂经费227 032两多。以上说明铜元余利不是直接在北洋六镇军费饷项下拨解，而是以偿还、筹集军费公债、学堂经费等名目间接与筹集军费相关。只是外省如湖北局在铜元余利项下解练兵经费747 670两多，广东局解北洋协饷银108 900两。（52）至于王逸峰提到的袁世凯通过银元局、户部银行、天津银行等筹集军费情况有待考证。但可以补充的是，1904年曾经由财政处准允，向华俄银行借支70万元，添练新军。（53）北洋六镇军费详细开支情况，可以通过下表说明（单位为两）（54）。
    其中，第一镇全年本省筹拨164万两，藩库裁节制兵项下20万两，运库盐斤加价项下24万两，淮军银钱所裁节淮饷项下60万两，练饷局裁节练饷项下20万两，筹款局新增烟酒税项下40万两，第一镇饷杂共需1 558 635两多；第二镇实际共拨1 514 168两多；第三镇共1 501 900两多；（以上第二、第三镇均为户部拨支）第四镇由山东藩库与金陵支应局及淮军银钱所拨解，按武卫右军与自强军、新练前军军饷拨解，其中山东藩库拨解武卫右军饷银120万两，金陵支应局拨自强军军饷211 200两，淮军银钱所拨新练前军86 400两，全年共1 489 111两；第五镇仍在山东武卫右军先锋队饷项下由山东善后局支60万两，每月5万两，户部拨90万两，每月75 000两，照第四镇开销1 489 111两多；第六镇照第四镇开销1 489 111两，户部月支125 000两。六镇共需饷银8 995 200两，户部拨给540万两，各省协发款3 595 200两多。
    以上支出主要包含官兵薪饷、办公杂费、骡马乾干、运费等，尚不包括士兵招募和复员、军队调动、采买军火、秋操训练、学堂举办、建造、服装采买等费用。但笔者认为，从广义的军费角度看，理应将以上各款项包含在内，并将这些款项做一些整理。
    士兵招募、复员方面，光绪三十年八月，练兵处奏兵制定为常备军、续备军、后备军三类。1906年6月12日袁世凯奏称，北洋第二、第四镇至本年四月有五千多士兵服役已满三年。已就士兵籍贯编营组织退役并招募新兵，请户部拨银20万两。续备军营制饷章规定，续备军官员设置、薪水与经费标准，按全营官兵736人，每月需1077.1两，12个月共需12 925.2两，调操应加薪水杂项共约2890两，常年共需军械费用之外，饷杂银15 800两。（55）
    在军队调动方面，如在1907年5月，袁世凯奏东三省建省以后，“将以安攘之谋，力固根本之地”。拟抽调陆军第二、第四两镇步军、马队、炮队、辎重、工程各队，编为混成一协。其饷银暂由直隶催解，交东三省核发造册，一年后由其自筹。所需薪俸、兵夫、马匹费用每月合银一万三千多两，另该协器械、军装、马匹等运输费用约需银三万三四千两，恳请度支部筹拨。（56）
    军火、建造、服装采买方面，王逸峰引袁世凯在1904年3月所上《筹款添练常备新军片》，一镇约需建造费20万两，军装器具类15万两，军械子弹类等100万两。
    秋操训练方面，如1906年彰德会操，袁世凯令各地督练公所在该年四月中旬以前将秋操所需之军械、被服、马匹、车辆、帐篷等军需筹备情形报知练兵处，秋操内，“各队人员除照平日所给粮食外，另给干粮，由各督练公所适宜准备”。“大操期内各队应需之柴草麸料由练兵处预集于要地，临时由阅兵处使两军审判官，每日将其分配时刻及地段指示该军，则该军即派军需官前往领用”。（57）秋操通过铁路等转运物资、部队经费，约52 000余两。学堂举办方面，袁世凯在1906年6月奏，陆军军官学堂开办经费银2万余两，
    常年经费银8万余两；讲武堂房地价银7万余两，开办经费银一万九千余两，常年经费银4万余两；军医、马医、军械、经理各学堂及编译局历年经费并开办经费，共欠银11万余两。宪兵学堂、电信、信号等队上年半年经费暨开办经费，共欠银11万余两。（58）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袁世凯筹集军费是其与中央各部处、地方督抚和绅商在政治、经济各方利益关系中的曲折反映。在中央各部处中，户部（度支部）的作用是有限的，因此在拨款与督饬各省协款方面效绩不佳；袁世凯主要依靠奕劻，以练兵处、财务处的名义帮助协调、解决拨款及与各省的协款问题。练兵处甚至讲，各军饷需原拨、续筹各款由臣处饷局收放、奏销，“无庸由各部核销，以免纷歧”（59）。此外，彰德会操以后，因王公贵族对袁世凯练兵权的削夺，特别是袁与铁良关系的恶化，使其并不能始终在筹办六镇军费、督练六镇方面自始至终发挥同样的作用。
    在各省协款方面，应注意到北洋系在清末势力的扩张，使得袁世凯往往能够得到山东、江西、河南、两江等地督抚的支持，协款不是每个省的情况均不理想。
    地方财政由于各局的设立，使得袁世凯通过征收烟酒税、土膏税、钱粮加征、赈捐、盐斤加价、征收厘金等方法扩大了筹款来源。对于绅商而言，则主要是通过鼓励捐纳、捐输、息借与挪用商款，以及主要针对盐商、土膏药商、茶商、烟酒商人征收税课，对官督商办企业利润提取报效三种方法筹集军款，其中以前两种为主，第三种方法作用有限。此外，通过分析，笔者认为，铁路余利、铜元余利并不是北洋六镇军费的直接来源，铁路余利没有挪做军费的可能。限于资料等原因，笔者对王逸峰在文中提到的银元局、户部银行在直隶各分行及北洋官银号、天津银行对袁世凯提供军费情况尚不能做出考证，但这一问题极为重要，仍有进一步研究的价值。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对袁世凯筹集军费途径及相关课题发表高见，以推进研究的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