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白狼水-渝水”谷道的民族纷争
    该道(今大凌河谷道)西汉时的战略军事意义并不突出，东汉时，沿途县邑被大量省并，广成、石成、白狼、字、柳城、新安平等不见于《续汉书·郡国志》，呈衰落之势。与汉廷弃用“卢龙-平刚”道不同，“白狼水-渝水”谷道继续运行。据《中国历史地图集》，东汉辽西郡五县，四县位于今燕山以南，郡治“阳乐”置于走廊要地。《东北历史地理》一书认为后汉辽西郡郡治阳乐“应在今朝阳东南百里，即义县西南百里之处。当为今朝阳、义县间，北票县南境”[12](P387)。阳乐控扼“白狼水-渝水”谷道中下游，是连接中原与东北的交通枢纽。
    汉族政权与乌桓、鲜卑和战成为东汉东北民族关系主流。据研究，“乌桓、鲜卑出现于中国文献记载的时代，他们主要是活动在西辽河流域的森林草原游牧人群……在这区域内，主要包括西辽河(西拉木伦河)及其支流老哈河流域、大小凌河流域、燕山山地等地理区”[13](P198)。东汉初，乌桓服属汉廷，被安置在包括走廊在内的“北边”多郡塞内，“及明、章、和三世，皆保塞无事”。鲜卑南下至塞外，因无法获取塞内资源而面临困境，它是东汉社会稳定后最先入寇的北方民族之一。
    “白狼水-渝水”谷道沟通塞内外丘陵森林地带，特别是富庶的燕山以南，其于东汉的衰弱客观上利于鲜卑入寇。《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载：
    (永元九年)辽东鲜卑攻肥如县，太守祭参坐沮败，下狱死。[10](P2986)
    (元初四年)辽西鲜卑连休等遂烧塞门，寇百姓。乌桓……共郡兵奔击，大破之，斩首千三百级，悉获其生口牛马财物。[10](P2987)
    (熹平六年)冬，鲜卑寇辽西。[10](P2994)
    另据《后汉书·独行列传》载：
    (赵苞)迁辽西太守……遣使迎母及妻子，垂当到郡，道经柳城，值鲜卑万余人入塞寇钞，苞母及妻子遂为所劫质，载以击郡。苞率步骑二万，与贼对阵……即时进战，贼悉摧破，其母妻皆为所害。[10](P2692)
    辽东鲜卑攻肥如最便捷路线，莫过于循“白狼水-渝水”支流入干道，溯源抵今凌源或建昌，沿青龙河谷道南下即入肥如境。鲜卑长途奔袭肥如，沿途未遇有效抵抗，或许是“太守祭参坐沮败，下狱死”的根本原因。柳城本是谷道枢纽，鲜卑从此至阳乐很可能沿“白狼水-渝水”干道行，继而循支流南下。塞内军民顽强反击，双方在交通线上激战。辽西郡兵与乌桓联合追击“辽西鲜卑连休”部，人口、财物失而复得。面对鲜卑万骑，太守赵苞舍家卫国，“与贼对阵”、“即时进战”。
    东汉末，乌桓强大，《三国志·魏书·乌丸传》言：
    中山太守张纯叛入丘力居众中……为三郡乌丸元帅，寇略青、徐、幽、冀四州，杀略吏民……蹋顿有武略，代立，总摄三王部……遣使诣绍求和亲，助绍击瓒，破之。绍矫制赐蹋顿、峭王、汗鲁王印绶，皆以为单于。[11](P834)
    同书《武帝纪》载：
    三郡乌丸承天下乱，破幽州，略有汉民合十余万户。袁绍皆立其酋豪为单于，以家人子为己女，妻焉。辽西单于蹋顿尤强，为绍所厚，故尚兄弟归之，数入塞为害。[11](P28)
    帝国衰败为乌桓(丸)崛起创造良机，三郡乌桓结盟并勾结中原军阀，“入塞为害”、“杀略吏民”。
    建安十二年，曹操亲征乌丸。《三国志》记载：
    引军出卢龙塞，塞外道绝不通，乃堑山堙谷五百余里，经白檀，历平冈，涉鲜卑庭，东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虏乃知之。尚、熙与蹋顿、辽西单于楼班、右北平单于能臣抵之等将数万骑逆军。八月，登白狼山，卒与虏遇……纵兵击之，使张辽为先锋，虏众大崩，斩蹋顿及名王以下，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口……九月，公引兵自柳城还。[11](P29)
    同书《田畴传》亦载：
    太祖令畴将其众为向导，上徐无山，出卢龙，历平冈，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余里，虏乃惊觉。单于身自临阵，太祖与交战，遂大斩获，追奔逐北，至柳城。[11](P342)
    曹操采取出敌不意战术，进军路线的选择成为胜利关键。
    曹军由“卢龙(塞)”抵“白狼山(堆)”再达“柳城”，必循“白狼水-渝水”谷道。在白狼山(堆)一带，曹军与乌桓、袁氏残余激战，“虏众大崩”，蹋顿阵亡，曹军追奔逐北。该道在汉末决定东北民族形势的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帮助中原政权出奇制胜。
    (三)辽西“傍海道”--中原政权处理东北民族关系的“高速路”
    辽西“傍海道”直抵渝水(今大凌河)西岸，渡渝水乃辽东郡境，更可往朝鲜。它是走廊通行效率最高的交通线[14]，是中原政权稳定东北乃至朝鲜局势、掌控地方民族关系的有力凭借。《史记·朝鲜列传》说：“自始全燕时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鄣塞。”[6](P2985)全盛的燕国将真番、朝鲜作为附属，对其采取政治军事管理，燕国中心区蓟(今北京)与真番、朝鲜发生联系，辽西“傍海道”可能已发挥作用。
    秦汉时期，该道在帝国处理东北民族关系中的作用更加突出。首先，帝王曾踏足于此。《史记·秦始皇本纪》说，“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卢生求羡门、高誓。刻碣石门”；二世于元年春“东行郡县，李斯从。到碣石，并海，南至会稽……遂至辽东而还”[6](P251、267)。《汉书·武帝纪》载元封元年武帝出巡，有“行自泰山，复东巡海上，至碣石”[9](P192)。帝王出巡有粉饰太平、满足私欲等需求，巡幸远至“北边”的“碣石”、“辽东”，当有更现实考虑。二世出巡前对赵高说：“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先帝巡行郡县，以示强，威服海内。今晏然不巡行，即见弱，毋以臣畜天下。”[6](P267)武帝在出巡前诏曰：“南越、东瓯咸伏其辜，西蛮北夷颇未辑睦，朕将巡边垂，择兵振旅，躬秉武节，置十二部将军，亲帅师焉。”[9](P189)帝王巡行边疆也意在处理民族关系，“之(到、至)碣石”、“至辽东”亦在震慑东北塞外民族。这恰好借助适合帝王出巡的“高速路”--辽西“傍海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