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业方面。上文所述两类制陶工艺反映汉人对游牧社会手工业发展的影响。而游牧民族金属(尤其铁器)制造水平发展迅速。西岔沟墓葬出土马具多为铁制马衔，衔镳皆熟铁锻制，共60余副。榆树老河深东汉初或略晚鲜卑墓群中， M1、M11、M56、M57、M58出土大量铁器，有马镳、马衔、刀、锥、臿、钁、镞、铠甲及甲片、环、带卡等[24]。兴安盟、通辽、赤峰发现2世纪初至3世纪中鲜卑墓葬，亦出大量铁器，有刀、环、镞、斧、剑、甲片等[25]。北方游牧族社会内部本有金属制造业，如乌桓“男子能作弓矢鞍勒，锻金铁为兵器”[10](P2980)，但随其与中原汉族交往日深，金属制造业必得到较大发展。蔡邕所言“精金良铁，皆为贼有……兵利马疾，过于匈奴”，说明鲜卑获得汉地大量“精金良铁”，用其达到“兵利”效果。推想其他民族亦然。上述墓葬中铁器的制造原料可能有经走廊流出者。与铁器相关的生产力发展必促进生产关系、社会结构变化。恩格斯就铁器广泛使用与蛮族社会发展关系指出：“以前打仗只是为了对侵犯进行报复，或者是为了扩大已经感到不够的领土；现在打仗，则纯粹是为了掠夺，战争成了经常性的行当。”[26]P164)
    思想意识、社会管理方面。主要对游牧社会统治者而言。蔡邕分析鲜卑强大的原因，其一是“汉人逋逃，为之谋主”。灵帝时，“前中山太守张纯畔，入丘力居众中，自号弥天安定王，遂为诸郡乌桓元帅，寇掠青、徐、幽、冀四州”[10](P2984)。献帝时，袁氏残余逃奔乌桓蹋顿。这些汉人经过走廓与游牧社会上层联系，将汉文化某些意识(如重农)、先进社会管理方法(如人口财物统计)传播给对方，影响社会发展。
    文帝时，贾谊建议“制吾弃财，以与匈奴逐争其民，则敌必怀”，颜师古释曰：“末业既困，农人敦本，仓廪积实，布帛有余，则招诱胡人，多来降附。故言制吾弃财逐争其人也。”[9](《食货志下》，P1156)“匈奴好汉缯絮食物”，降人中行说为单于分析：“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然所以强者，以衣食异，无仰于汉也。今单于变俗好汉物，汉物不过什二，则匈奴尽归于汉矣。”[6](P2899)农耕文化产物受游牧族青睐，通过人口、物资流入，农耕文化渐浸于游牧社会，对许多游牧族汉化作出贡献。
    游牧文化对汉族社会影响也不能忽视。牲畜、毛皮等特产的流入丰富中原汉人社会生活。众多东北游牧族降者，除少数成为仆隶，多被用于军事行动，或协助戍边出击，如东汉初乌桓归附，汉廷“令招徕种人，给其衣食，遂为汉侦候，助击匈奴、鲜卑”，或跟从征伐天下，如曹操征乌桓得胜，“其余遗迸皆降。及幽州、并州柔所统乌丸万余落，悉徙其族居中国，帅从其侯王大人种众与征伐”。这会对边疆、内地社会产生一定影响。走廊对游牧族物产、人口流入发挥作用。
    综上，燕秦汉时期辽西走廊在东北民族关系中扮演重要角色，中原民族与东北各族借助走廊进行广泛深入交流，双向流动的人口与物质文化对游牧、农耕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注释：
    ①20世纪四五十年代，蒙古乌兰乌德发现数件铁镰、铁铧，林斡先生认为是公元前1世纪遗物，分析说：“从镰、铧的出土和治楼藏谷之使用汉人看来，匈奴人的农业，受到了汉人很大的影响，农业技术可能就是从汉人那里传入，而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我以为大多也是汉人。”(林斡：《匈奴社会制度初探》，载《匈奴史论文选集(1919-1979)》，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89页。)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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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孙进己，王绵厚，主编.东北历史地理[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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