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道在中原政权对东北民族军事行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史记·朝鲜列传》说，武帝“募罪人击朝鲜。其秋(元封二年)，遣楼船将军杨仆从齐浮渤海；兵五万人，左将军荀彘出辽东：讨右渠”。又说“左将军素侍中，幸，将燕代卒”[6](P2987、2988)。《汉书·昭帝纪》“元凤三年”条有“冬，辽东乌桓反，以中郎将范明友为度辽将军，将北边七郡郡二千骑击之”[9](P229)。荀、范所部必经走廊，从地理位置看，朝鲜、辽东乌桓更偏东，汉军取道辽西“傍海道”可能性最大，该道地势平衍，通行效率最高，行军时间最短，符合远征军求快的战术要求。
    二、走廊与东北民族交流
    战争抑或和平年代，走廊都是中原民族与东北各族交流的通道，不同族属的人口、特色鲜明的民族物质文化借此南来北往，甚至在此碰撞融合，影响走廊内外民族社会发展。
    (一)走廊与民族人口流动和文化交流
    边疆民族人口流动、文化交流最大特点是双向性。一方面，中原华夏(汉)族人口、物资外流，有以下三种方式。一是异族寇掠。除前文所引，与走廊明确相关的还有：
    灵帝立，幽、并、凉三州缘边诸郡无岁不被鲜卑寇抄，杀略不可胜数。[10](P2990)
    (建安十年)袁熙大将焦触、张南等叛攻熙、尚，熙、尚奔三郡乌丸……三郡乌丸承天下乱，破幽州，略有汉民合十余万户。[11](P27、28)
    二是自主流动。主要指人口流动。如，西汉初“(卫)满亡命，聚党千余人……稍役属真番、朝鲜蛮夷及故燕、齐亡命者王之”[6](P2985)。灵帝时，对于鲜卑频寇，蔡邕说：“关塞不严，禁网多漏，精金良铁，皆为贼有；汉人逋逃，为之谋主，兵利马疾，过于匈奴。”[10](P2991)社会动荡、关禁不严时，人员、物资多流向民族地区。从朝鲜、鲜卑居地与走廊的交通关系看，当有较多人口由此流出。张纯、袁氏逃入乌桓也属此类情况。三是有组织流动。主要指物资流动。中原政权与边疆民族有关市贸易，双方互通有无、各取所需。燕秦汉时期，“北边”关市贸易普遍[15]，走廊自然包括在内。中原政权对边疆民族的赏赐也可归入其中。如，东汉初，光武帝“以币帛赂乌桓”，乌桓入塞后汉廷“给其衣食”。东汉末，“(袁)绍遣使即拜乌丸三王为单于，皆安车、华盖、羽旄、黄屋、左纛”[11](P834，注引《英雄记》)。
    另一方面，少数民族人口、物资也流入边疆乃至内地，主要有以下两种途径。一是中原政权的安置。主要是人口流动。涉及走廊的有：
    建武二十五年，乌丸大人郝旦等九千余人率众诣阙，封其渠帅为侯王者八十余人，使居塞内，布列辽东属国、辽西、右北平、渔阳、广阳、上谷、代郡、雁门、太原、朔方诸郡界，招来种人，给其衣食，置校尉以领护之，遂为汉侦备，击匈奴、鲜卑。[11](P833，注引《魏书》)
    建安十一年，太祖自征蹋顿于柳城……其余遗迸皆降。及幽州、并州柔所统乌丸万余落，悉徙其族居中国，帅从其侯王大人种众与征伐。由是三郡乌丸为天下名骑。[11](P835)
    二是进贡、关市贸易。主要是物资流动。如：“(建武)二十五年，辽西乌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二十二人率众向化，诣阙朝贡，献奴婢牛马及弓虎豹貂皮。”鲜卑“禽兽异于中国者，野马、原羊、角端牛，以角为弓，俗谓之角端弓者。又有貂、豽、鼲子，皮毛柔蝡，故天下以为名裘”，“永宁元年，辽西鲜卑大人乌伦、其至鞬率众诣邓遵降，奉贡献”[10](P2982、2985、2987)。以上当是与走廊有关的进贡行为。中原民族还通过关市贸易获得游牧民族特色物资，这比进贡频繁且惠及面广，也体现民族物质文化双向流动。
    考古资料亦反映走廊在上述历程中的重要作用。有学者研究战国燕墓陶器中的非燕文化因素，认为与燕国扩张有关，外围地区燕民中存在他民族，这些墓葬可能是他民族遗存[16]。又有学者据辽西区战国燕文化遗存中少量非燕文化因素推论，燕国击东胡后并未将该地原住民驱赶殆尽[17]。可见，燕国占领期间走廊即存在民族共处、文化交流。
    西丰、巴林左旗、科右中旗、科左后旗等地发现汉魏北方游牧族遗址、墓葬，出土陶器明显分两类，粗糙的手制夹砂陶和精细的轮制灰陶[18](P397-406)。有学者认为：“秦汉以来在内蒙古地区一般认为是非汉人墓葬或住址中同时存在两种不同的制陶工艺……同一人群遗存中制陶工艺方面，表现出相距甚远的两个技术发达水平，而且是两种技艺传统……应是有熟悉这种生产技术的人口在北方当地生产的。”[19](P365-368)掌握先进轮制法的人口应是由塞内流入的汉人。以上遗址、墓葬位于走廊之外，他们很可能经走廊出塞。西岔沟西汉早中期游牧族墓群出土大量汉族文物，如弦纹陶壶、绳纹陶罐、灰陶豆，木柄长剑、带镡和带玉王奉的剑、刻有汉字的铜矛、汉式铜镞，变形蟠螭纹、草叶纹、星云、日光、四禽四螭纹铜镜等。这可能以战争、关市方式得自塞内汉族，走廊或许是其出塞通道之一。
    走廊以南今冀东典型汉墓出土具有北方游牧族特征的文物。如，抚宁邴各庄汉墓出土饰物多件，包括金银手镯、玛瑙粒、绿松石串饰等，另有两件陶俑，跪式，高鼻深目[20]。迁安于家村汉墓出土两件庖厨俑，跪姿，粗眉大眼，大鼻[21]。玉田大李庄汉墓出土两件侈口舌唇陶壶，属早期东部鲜卑典型陶器[22]。滦县塔坨乡发现具有游牧族文化性质的墓群，出土把杯、金制马形嵌件、金花、金泡、石珠等文物[23]。它们可能是汉人经关市贸易获得；“高鼻深目”、“大鼻”、“粗眉大眼”的跪姿陶俑可能反映汉人以胡人为仆，游牧族墓群则反映较大规模的民族人口迁徙。这些游牧族人口、物资的流入应与走廊密切相关。
    (二)走廊内外民族社会发展
    中原与东北民族人口、物质文化频繁往来，势必影响各自的社会发展。农耕文化对游牧社会影响最为显著。
    农业方面。《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载卫青击匈奴，至阗颜山赵信城，“得匈奴积粟食军，军留一日而还，悉烧其余粟以归”。《汉书·匈奴传》说匈奴杀死李广利后，居地“会连雨雪数月，畜产死，人民疫病，谷稼不熟”。农业在匈奴社会中占较重要地位。乌桓社会也存在农业，“其土地宜禾祭及东牆。东牆似蓬草，实如禾祭子，至十月而熟”[10](P2980)。通过走廊进入北方游牧社会的汉人的生活情况虽无史载，游牧族却很可能利用其从事农耕①，很难想象三郡乌桓略有的“合十余万户”汉人会全部从事手工、畜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