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存续的近3个世纪，在它所依托的地理空间上，以王朝经营运转的方式展现出的格局之变化，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尤其当下社会政治与国际关系中衍生的疆界问题，更促使我对这种疆域的早期衍变产生兴趣，其原因不言自明：当下的疆域问题几乎都不是当下本身的产物，而是历史遗留的结果。本文关注于唐朝的写作就是由此而产生，但问题是：唐朝的所谓疆域或疆界问题，与今天存在前后延续的同时，果真是一回事吗？答案显然不是。本文首先要解释的就是二者之异同，以唐朝前期的疆域变迁为线索进行阐释。①
    唐朝的疆域表现在它既控制领土的中心又兼及四周，本文关注的目标是北方的周边地区。我的考虑是：北方草原地区原本不在唐朝的控属范围内，但唐征服东、西突厥尤其前者之后，这一带也成了朝廷的管辖区，然而此地后又脱离了控制而独立，相继演化成为另外的(游牧型)政治体属地。事实上，北部疆域的诸多变化已成为我们观察唐朝整体疆域变迁的一个缩影。它的意义就在于，北部疆域所映现出来的除农耕化了的中原王朝的自身场景之外，还常常展现出游牧政治体的社会活动，尤其是双方政治、军事、经济和贸易的交往，可以认为“互动”是双方关系的核心属性。而二者的联系涉及的地区包括了欧亚大陆的全部，唐朝与其北方游牧人政权的交往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②这是我选择这一地区作为考察对象的目的。更本质地表述，我认为北部疆域的价值主要体现在疆域变迁背后隐藏的涵义。当我们将它描述为“疆域”，特别是“边疆”或“边界”乃至“长城地区”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将视角限定在中原核心区的预设范围之内。这个预设蕴含的就是唐朝以前形塑的中国王朝地域的核心观念，即我所谓的“中原中心说”的“二元制建构”。③
    二元制构造与近代以来形成的民族-国家政治体之差别，不啻于性质，具体到诸项内容同样有本质之别。如果我们不能脱离后者的视域和观念，那么理解包括唐朝在内的疆域问题，就会变得很困难。④二元制建构的内涵主要体现在疆域和族群两个层面均由内外不同的部分所构成。⑤从地域角度讲，中原农耕区作为王朝立国的核心，是支撑王朝的本土腹地；其周边地区则多系游牧和半农半牧地区，形成王朝的次级外缘地带。这两个地域轻重之差别明显存在，毋庸置疑。与此对应的族群也呈现汉人定居于中原，从事农耕，构成了王朝政治体的支撑力量；周边非汉人(或胡人)群体居地则与外围地域重合，起着次级维系的作用。这两个群体在王朝的地位、作用也有所差别。⑥
    具体到唐朝，北部疆域在这个定都长安、以关中为腹地制衡山东、宰制江南的王朝版图内，它虽是以维护北部边地的角色而显现，但因该地处于南北两大政治体之交会处，其地位早已超越区域性限制而具有王朝整盘战略的功能了。唐朝的北部边疆大体上是以长城为标志的长城沿线地区。这个地区以北则是游牧势力活跃的草原，与中原的农耕社会迥异，因而北部边疆至少在唐朝决策集团的眼界里，它关涉到的是南北对应的问题而绝非边地自身。现在我们的问题则是，为什么二元制结构是唐朝的基本特性？是历史自身发展与变迁的轨迹，还是人为因素造成？应当说，这种结构不始于唐，而是此前王朝政治体发展演变的延续，至少从秦朝立国始，这样的局面就已形成了。⑦如所周知，秦朝的建立，是战国诸雄之一的秦国通过武力征服，由西向东、自北而南地逐步蚕食六国，最后构成了范围广阔的一统化王朝。其统治集团的西北特性和关中主宰全国的地域特征，就此而形成。取而代之的汉朝，同样走的是特定的政治集团与关中区位制衡全局的道路。⑧这实际上涉及到中国王朝建立的根本特性。就隋唐二朝的建立而论，其统治集团均来自陈寅恪所刻画的关陇集团。这个集团是掌控西魏实权的宇文泰为与东魏抗衡，将入关的代北虏姓军人、山东土豪、裹挟在西魏宗室属下的各路豪霸与关陇本土大族势力结合混杂而成的政治集团。⑨当接续西魏之后的北周终于扭转乾坤征服北齐之后，北方中国的区域性政权内部又衍生了外戚杨坚的夺权禅位行动，⑩乃至李渊篡夺杨隋建立李唐。导致这一系列禅位幌子映照下的王朝更替的原因，是篡位者对原掌权者行使统治权的不满，取而代之的目的旨在恢复法统。(11)虽然旗号的招举目标不一，但这几个王朝创建者都来自关陇集团倒颇为一致。陈寅恪的贡献体现在他将王朝的创建归于特定的政治集团，而且这个政治集团是与其他政治势力相互角逐之后才确立统治。这也正是早期王朝建构模式--若干政治势力角逐而胜者建国。
    这种由多个势力角逐出现的政治势力，在建构王朝的过程中采取逐步的、一点一滴的方式似乎不可避免，即建国的进展与该势力的逐步壮大同步。与此伴行的必然是如同毛汉光所宣称的那样：试图建国的政治势力通常采取先行占有一个确定的根据地，再稳步扩展地域，最终达成建国的目标。这就是所谓核心集团、核心区域的创建模式。(12)毛汉光提出了政治集团及其发展地缘的有趣的转移图示，即以200年为时间段，首先是拓跋氏的北魏至北齐期间，其统治区以云代为核心；此后的西魏至唐玄宗的天宝年间，是以关陇集团的关中为核心区；这以后直至北宋建国，魏博、汴梁则成为核心区。(13)唐朝的建国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李渊同样采取的是核心集团、核心区的战略。他从太原起兵，聚集力量后迅速向关中靠拢，通过扶持隋朝宗室、然后再废黜(隋炀帝于江都被弑)傀儡皇帝的方式创建新朝，其布局如同上文所说，以长安为首都、以关中制衡山东，进而宰制江南的布局构建王朝，其核心集团同样是关陇势力。虽然到高宗、武则天之后政治势力出现转移，即朝向山东转轨，但这种核心集团、核心区的格局并未崩解。
    上述核心集团与核心区的特质，是我们了解和分析唐朝政治结构的一个基本尺度。这种构造是中国传统在7世纪初期的延续和再现。二元制建构对唐朝建国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它须通过核心集团、核心区的方式建构政权，至少就包括唐朝在内的前后几个朝代而言，似乎舍此别无他法，亦即这是古典王朝建国的“必经之路”。(14)在这个构造中，边缘地区的位置是以次于核心区的面目而呈现的。这也是对唐朝地缘格局的基本定位。譬如唐太宗就曾说：“中国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用求久安，未之有也。”(15)他在这里虽着眼于人群，但地域与人群的活动及其特质相互协调，同样具有主辅之区分，这是上文强调的重心。王朝依托于不同的群体获得支持，首先体现在核心区的“中国百姓”即汉人群体身上，而周边的非汉群体则处于第二位。这样的区分只能从当时的社会环境解释才行得通。疆域问题正是建立在这种差异的基础上，这同样是我们理解唐朝疆域概念的基本把握。(16)那么，在这个范畴内，北部在地缘的构建中其特点、本质又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