⑨参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5-17页；张伟国：《关陇武将与周隋政权》，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6-72页。
    ⑩“禅位”是此一时期篡夺政权的一种外在的表现形式，通常以攀附尧舜禅让而使禅位的政权建设合法化。清人赵翼曾说：“古来只有禅让、征诛二局，其权臣夺国，则名篡弑，常相戎而不敢犯。王莽不得已讬于周公辅成王，以摄政践阼，然周公未尝有天下也。至曹魏则既欲移汉之天下，又不肯居篡弑之名，于是假禅让为攘夺。自此例一开，而晋、宋、齐、梁、北齐、后周，以及陈、隋皆效之。此外尚有司马伦、桓玄之徒，亦援以为例，甚至唐高祖本以征诛起，而亦假代王之禅；朱温更以盗贼起，而亦假哀帝之禅。至曹魏创此一局，而奉为成式者，且十数代，历七八百年，真所谓奸人之雄，能建非常之原者也。”《廿二史札记》卷7《禅代》，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27-128页。
    (11)例如李渊即位的诏书就曾说：“大业末年，纲维废弛，三光改耀，九服移心……隋氏既以天禄永终，历数攸在，敬禅阙位，授于朕躬……上答苍灵之眷，俯顺亿兆之心。”分明将自己视为拯救亿万生灵于涂炭之中的救星一般。《唐大诏令集》卷2《帝王·即位赦上·神尧即位赦》，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5页。
    (12)这种模式并非中国独有，罗素曾说：“一般说，统治者领导一个部落或一个宗派进行征服，跟从他的人觉得自己分享了他的光荣。”他对君主专制政体特点进行的描述，说明这种建国的方式乃是过去那个时代人类建构政治体的通行方法。[英]伯特兰·罗素著、吴友三译：《权力论：新社会分析》，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47页。
    (13)毛汉光：《中古核心区核心集团之转移--陈寅恪先生“关陇”理论之拓展》，《中国中古政治史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1-28页。
    (14)对这个问题的解释，王德权曾有如是的说法：“在古代中国生产力相对微弱、各地域社会之间水平联系有限的背景下，国家权力的形成，多表现为一个核心地域集团通过军事征服与制度建构，联系核心权力与地域社会。在这个脉络下，政治过程表现为‘核心-周边’的空间扩充，形成‘王畿与四方’的政治空间格局以及以‘国’(城市)经‘野’(农村)的政治控制体系。”(《“核心集团与核心区”理论的检讨--关于古代中国国家权力形成的一点思考》，《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25期，2006年5月，第148页)他将这种王朝建构的方式归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我是认可这种解释的。
    (15)(唐)吴兢撰、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卷9“议安边第三十六”，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500页。唐人的“根本”、“枝叶”，用汉人的观点表述，又称为“腹心”与“肢体”。参见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卷8《诛秦》，天津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497-498页。
    (16)罗素曾说：“每一国家的权力，多少都与地理有关：通常从一个中心向四周辐射，距离中心越远，权力也越弱。结果，在离开中心一定距离的地方，一个国家的权力就和其他国家的权力达成平衡，若没有传统力量的干扰，这里就成为它们的疆界。”(《权力论：新社会分析》，第131页)这个论述的实质与本文相似，但罗素的着眼点却具有普遍性，可见，古代王朝国家的建构形式虽有具体的诸多差异，但就其本质而言具有相似性。其背后的因缘如同前述王德权的解释，即出自生产力水平的制约。
    (17)当然就唐朝本土的西部而言，青藏高原在族群与疆域方面同样存在这类问题。中国古代尤其元朝以后，青藏高原地区的归属始终成为内地朝廷着手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但直到清朝解体之前，内地政治集团对西藏的管辖始终未能达到直接设置同属于内地的行政和军事制度，以及建基于此的教育、文化等软实力设施的程度，这些在1959年以后才逐渐成为现实。有关隋唐时期南北之间的关系，参见Jonathan Karam Skaff撰写的Sui-Tang and Its Turko-Mongol Neighbors:Cultural,Power,and Connections,pp.580-800。
    (18)参见李鸿宾：《北方边地在唐朝的战略地位及其变化》，刘庆主编：《孙子兵法论丛》第1辑，解放军出版社2011年版，第143-154页；《唐朝的地缘政治与族群关系》，《人文杂志》2011年第2期。
    (19)[日]谷川道雄著、李济沧译：《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Sanping Chen进一步揭示了李唐宗室与拓跋鲜卑的联系，至少唐玄宗以前的各位君主均有拓跋干系。参见The Legacy of the Tuoba Xianbei:The Tang Dynasty,Multicultural China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Philadelphia,2012,pp.4-38。
    (20)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7页。
    (21)刘浦江：《南北朝的历史遗产与隋唐时代的正统论》，《文史》2013年第2辑，中华书局2013年版。
    (22)陈寅恪：《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03页。
    (23)[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316页。
    (24)突厥人自我中心观的描述，可参见[俄]李特文斯基主编、马小鹤译：《中亚文明史》第3卷《文明的交汇：公元250年至750年》，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367页。有关自我中心观的进一步论述，参见[美]刘易士、魏根著，杨瑾等译：《大陆的神话：元地理学批判》，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5-56页。
    (25)参见萧启庆：《北亚游牧民族南侵各种原因的检讨》，《食货月刊》复刊第1卷第12期，1972年3月；此据《元代史新探》，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版。
    (26)康乐：《唐代前期的边防》，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7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