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周振鹤：《体国经野之道：中国行政区划沿革》，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49)周振鹤：《体国经野之道：中国行政区划沿革》，第57页。
    (50)周振鹤：《体国经野之道：中国行政区划沿革》，第58-59页。
    (51)《旧唐书》卷196下《吐蕃传下》。参见李方桂著、吴玉贵译：《唐蕃会盟碑(821-822)考释》，耿升主编：《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8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96页；陈楠：《论唐蕃清水会盟》，《藏史丛考》，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第167-183页。
    (52)《史记》卷110《匈奴列传》。
    (53)如同唐人的民族观那样，当唐朝的势力膨胀壮大之时，他们就采取“天下主义”的彼此不分，一旦势力衰弱遇到异族的强有力挑战之时，就转为“华夷有别”的畛域自分。参见潘蛟：《“民族”的舶来及相关的争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论文，2000年，第26-30页。
    (54)拉铁摩尔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专门辟出“固定边疆之不可能”一节，他的意思是说，正因为南部的汉人势力和北部草原的游牧势力处在对峙的状态中，“在这两个基本势力的冲突的基础上，又产生次级势力，对基本势力的活动产生影响，并使其更复杂化”(第327页)，这种情形下的边疆之确定，显然是不可能的。
    (55)参见周振鹤：《体国经野之道：中国行政区划沿革》，第57-59页。
    (56)另一个较特殊的例子是印度，它被印度学者概括为非欧洲意义下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文明体。参见张颂仁等主编：《杜赞奇读本》，南方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第15、23页。
    (57)这也就是我们在讨论古代疆域的问题时，认识的思路常常采用目前通用法则之缘由，这应当说是时代对我们的限定。正如华勒斯坦所说，我们常常不自知地将当下的规范和框架回溯至以前迥然有别的时代，“‘民族’一词的界定或多或少要以一个国家的地理边界为准，已经存在或正在确立的国家边疆目前所占据的空间范围也从时间上被回溯至过去”([美]华勒斯坦著、刘锋译：《开放社会科学》，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7-18页)。为使讨论更切近目标，脱离民族-国家之窠臼，对此进行检讨和反思是必要的。
    (58)民族-国家的观念对我们造成的冲击之强，已经到了我们在面对民族-国家以前时代的任何问题都不自觉地以其标准和界度进行考量的程度。英国哲学家罗素从道德准则的角度解释人们之所以对国家表现出忠诚乃是国家权力的增加所致(《权力论：新社会分析》，第203页)。的确，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生活的周遭世界每天都在讨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各种关系，甚至在彼此的冲突中表现出来的包括民族主义情绪在内的思想和感情，无不与所在的国家本身联系在一起，以致到了国家政治体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初始点和终结点的地步。我这样说的目的，还是在于从学理的层面思考本文开头提出的话语，即今日疆域问题之产生的逻辑系统与民族-国家之前语境的差异。这方面情形的细致梳理，仍需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
    (59)[美]汉娜·阿伦特著、林骧华译：《极权主义的起源》，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375页。
    (60)Thomas J.Barfield,"Inner Asia and Cycles of Power in China's Imperial Dynastic History",Cary Seaman and Daniel Marks ed.,Rulers from the Steppe.State Formation on the Eurasian Periphery,Ethnographics Press,th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1991,pp.26-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