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东南沿海地区不同的是，以北部为代表的唐朝内陆边缘地区，大致处在与其他政治体相互交织的地缘状态中。北部的表现之所以典型，是因为唐朝农耕本土面对的广阔的草原，生活其上的游牧群体无论从何种角度讲，都与中原存有明显的差别。这个差别最本质地体现在两大族群的生活方式即南部的种植业和北部的游牧业特质上。种植业需要开垦土地和挖渠灌溉，投入技术和施放肥料，从土地中获得粮食；草原的放养牲畜则需要保持草场的充足和自然环境的完整，特别忌讳人工的开采，所以无论任何一方都不能在同一块土地上既开垦种植又保养放牧，二者不可兼容。受此生计的制约，农耕人对土地的利用与游牧人对草场的保持，以及由此衍生的文化、信仰等几乎都处于对峙的状态而不可兼容。然而，存在着如此迥异差别的农耕人与游牧人非但没有相互阻隔，而是相互交往。我们进而看到，中原、北方的对峙关系，其实只是欧亚大陆南北两种形态对应关系的组成部分，从南欧、西亚，到亚洲东部近海都是如此。唐朝时期的南北对应，是这个整体关系在7至10世纪的具体表现。易言之，这两种对峙而不兼容的区域与群体，对唐朝而言(从游牧世界的角度讲同样如此)无疑是两个既相排斥、又脱离不了干系的矛盾体，(17)实际上，双方结成的关系是欧亚大陆南北对峙的组成，是一种结构性的关系。就此而言，唐朝北部边地的地位就不能视为局域性问题，而是整体性的战略问题。进一步讲，假如我们认可唐朝地缘组合中存在内外二元制建构，那么北方边地则是这个结构中具有全局性的角色。唐朝的北部地区所呈现的疆域特点，也具有形塑整个王朝边疆地缘的功能。(18)那么，这个地带的疆域特点是如何呈现的呢？
    唐朝之所以重视北部疆域，与其统治集团的来源有直接的关联。如同陈寅恪所说，李唐皇室关陇集团的出身，说明李唐建国的统治集团与北方鲜卑拓跋的政治统续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用谷川道雄的话概括就是包括唐朝在内的王朝，其政治端绪就是北魏以来演变的结果，“隋唐帝国的形成过程其实就是一个政治上的统一过程”，这个过程发端于北魏末期的内乱，经过西魏、东魏的对峙，到北周兼并北齐，再衍生隋唐。(19)这个过程也是北魏的拓跋文化与中原文化统合并购的过程，充满了北方文化的特色，超越了中原文化的窠臼。3-6世纪中国社会发展，诚如阎步克所说，魏晋南北朝帝国体制的衰败，最终以北朝为其“历史出口”，(20)从而又转成了隋唐二朝用以证明自身法统纯正的依凭。(21)如此看，北朝系统的本质就是陈寅恪所概括的“胡”“汉”之融合，“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22)顺着这样的思路上溯，即北魏拓跋北方渊源的线索就与上面讨论的南北两个系统的血脉承接起来。问题至此，我们即可看出唐朝政治承接的体统实是源自农耕区自身及其对应的北方，即南北的结合汇聚形成的体系，是唐朝立国的政治和文化根基。处于二者之间的北方边缘地区所具有的意义遂超出了单个具体的位置，实与王朝的整体连接，北部边地的地缘战略之特色因而彰显无遗。那么，唐朝是如何处理北部的疆域问题的呢？
    首先，我们看到，北部疆域对唐朝而言，并非是一条明确的界限将它自身与外界隔绝开来，相反，那里是一片充满了未知数的广阔地域。这个地域也不是没有人群活动的真空地带，而是游牧人驰骋的草原。早在6世纪中叶，突厥脱离柔然人的控制，建立了横亘草原的游牧帝国。唐朝与突厥的对峙，正是它建立中原统治之后的现实状态。易言之，唐朝的北部疆域问题，就是如何与突厥打交道的问题。这一地区经常受到两大势力的牵引和拉动，用拉铁摩尔的话说，就是接近南部汉地的群体倾向于中原，而接近草原腹地的群体则倾向于游牧。(23)
    其次，对唐朝而言，北方长城地区是以边防或边缘的角色出现的，但对突厥讲，长城地带则是它的南部边缘。北方边地在这里并非单一角色呈现而具多元性，这正是两个自我中心王朝控辖地域交叉的结果。(24)如上所述，以中原为核心区建构的唐朝，长城地区只是它的边缘之一，同样，以草原(阿尔泰山至阴山)为中心的突厥，长城地区亦作为边缘而显现。但它在唐与突厥的视阈里其作用和位置则有差异。在游牧王朝的眼界中，这里是通向农耕腹地的必经之路，如同学者们论述的那样，旨在以获得中原粮食、丝绸布帛为目的的游牧人的南下，长城地区常常成为他们进攻的目标。(25)而从唐朝的角度出发，包括突厥人在内的游牧势力南下抢掠的行为，理应予以拒绝，于是防务就成为农耕王朝采取与游牧王朝的和亲、羁縻、互市等方式之外的对应手段，唐朝北部边地攻防战略布局的安排就是如此考虑的。康乐撰写的《唐代前期的边防》从边防形势、政治策略到版图定型、军队建置等方面对唐朝前期的边防所做的研究，就是唐朝应对北方边务安排的典范揭示。(26)而唐朝为因应这种局面，出于各种考量，采取了攻势战略，主宰并支配了建国之后一个阶段的边地经营。(27)雷家骥教授说，唐朝国防军事采用的方略，是以居中制外、强干弱枝为特征，以外交、和亲、政治、军事各种方式达致联络其他外国以图另一外国之目标，进而确保国家安全，即唐太宗时期的“耀兵振武，慑服四夷”与“偃革兴文，布德施惠”的相互交替。(28)
    第三，在上述战略支配下，北方边地的处置成为唐初朝廷重点关注并予解决的主要对象。这是因为东突厥对长安构成的威胁和压力超出了其他地区。如上所述，突厥的建国早于唐朝，李渊起兵反隋之时，与其他各地反抗势力一样，都曾经向突厥臣服以获取支持，(29)达到战胜对手、独自建国的目标。然而一旦唐朝剿灭对手建立了实力强盛的帝国之后，唐朝就放弃了这种政策，突厥由此顿觉唐的威胁和敌意，对唐朝的态度也就从支持、联合转向了对抗。显然，突厥更希望南部各个势力相互掣肘，求助于它，它从中渔利，达到控制南部或至少可以获得农耕区物质财富的目标。(30)唐朝的坐大破坏了突厥的愿望，双方的关系急转直下，突厥的进攻遂不可避免，唐朝北方面临的威胁日益凸显。针对这种情况，唐朝采取了驻扎边兵、修筑城堡和灵活调动军队等方略应对事变。(31)贞观四年(630)征服东突厥之后，唐朝遂在长安以北地区建构了三道防线，即关中北部渭水盆地至横山山脉间设置原、鄜二州都督府，以洛水中上游接延水流域，是为第一道防线；又于河套南缘、横山北麓设灵、夏二州都督府，组成第二道防线；这之外则设置燕然都护府以统铁勒、回纥诸部，单于都护府以羁控突厥，又在丰、胜等州置都督府统军，阻河为守，内以巩固河防，外以支援两个都护府。这样，“南北三列军事防御层，而且东西相对呼应，外加东边隔河的河东道可以从东方随处支援”。(32)
    由此可见，所谓唐朝的北方边地，是夹处在建国之后的唐朝与东突厥两大政治体之间的一片广袤的区域。这是我们了解唐朝北方疆域的基础。这片区域随着南北两大政治体即唐朝与东突厥交往、互动而日益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正如我们理解近代民族-国家以后的疆界作为一条明确界定的线一样，(33)此前的王朝国家如果有“疆界”的话，那么首先就是一片模糊且不固定的“地域”。贞观四年唐朝剪灭东突厥之后，这片地区连同东突厥的整个属地随之并入唐朝，即唐朝打破了旧有疆域的限制，深入漠北。此时，帝国的疆域就扩大为横跨长城南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