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未完成的启蒙运动。关于五四启蒙的嬗变，一种有影响的解释是将其归因于五四运动突发的历史结果，如胡适的“政治干扰启蒙”说和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说。这种化约论和外在论的阐释，显然难以揭示五四启蒙运动内在的思想张力及其演化脉理。本文拟从中国现代化历史语境中启蒙内在的价值冲突，探寻新文化运动的固有思想矛盾以及启蒙嬗变的内在思想原因。
    一、现代化语境中的启蒙
    新文化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特定阶段，是对辛亥共和改制失败的历史回应。用美国学者舒衡哲（Schwarcz Vera）的话说， 它是一种“后政治启蒙”（注：参阅[美]舒衡哲：《中国的启蒙运动》，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辛亥革命废除了帝制却社会腐败积弱依旧，而神圣的共和旗帜则流为袁世凯窃国工具的严酷现实，打破了戊戌以来制度万能的迷信。而民初甚嚣尘上的尊孔逆流，则进一步凸显了中国现代化的文化症结。于是变革民族文化心理的启蒙被提上了时代的日程。辛亥“共和幻像”给改革者最大的启示在于，社会文化是一体进化的，没有文化价值的变革和国民心理素质的改造，任何改革制度的尝试都难免流于形式。梁启超在回顾辛亥后的历史进程时指出：辛亥以来，“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注：李华兴等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34页。 ）陈独秀则把清末以降中西冲突所引发的变革运动归为由“学术”的觉悟到“政治”的觉悟、进而到“伦理”的觉悟的演进过程，并把“伦理的觉悟”归为“彻底的觉悟”（注：《青年杂志》1卷6号。）。这种“伦理的觉悟”和“全人格的觉悟”，就是召唤五四启蒙的历史动因。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课题，是中国文化的重建和国民性格的再塑。启蒙学者洞察到中国传统价值系统与现代性之间深刻的时代差异，因而大力鉴取西方现代文化，试图通过批判和变革传统，来改造国民的文化心理结构，进而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在启蒙学者看来，要更新中国文化必须取资西方现代文化，其精华为民主和科学。康德认为，启蒙的本质在于“自我的解放”。五四启蒙者以欧洲启蒙人文主义为思想武器，力倡人的自由和个性解放。在著名的启蒙宣言《敬告青年》中，陈独秀通过倡言“人权”和“科学”，揭示了人的自由和解放的启蒙主题。他在文中把欧洲近代历史归结为人的解放的历史，以政治解放、经济解放、宗教解放、妇女解放来阐释“人权平等”的民主运动，把“科学法则”归为破除迷信和蒙昧禁锢的思想解放的理性工具，并将科学视为提高生产效率以增进人生幸福的有效手段。而陈氏所谓“解放”，其要旨则在于“自由”：“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注：《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页。 ）陈独秀的“人权”与“科学”以人文主义精神为基底，他把两者视为实现自我解放的必由途径。欧洲近代人文主义的价值基础是个人，人的解放首先是“个人的解放”或“自我的解放”。因而确立人文主义价值观，首先要求批判中国传统的社群至上的价值取向，而实现价值主体由群体人伦到个体人格的转换。新文化运动之启蒙的中心主题，即在于以个人主义取代群体主义的价值转型。陈独秀号召“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胡适高扬易卜生的“个性主义”，李大钊倡言“自我的解放”，鲁迅主张争“人的价格”，周作人以“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来阐扬“人道主义”，高一涵力主“小己主义”，其要旨都在于倡导一种现代人文主义价值观，以唤醒国民的自我意识，从而实现个性解放的价值转型和精神变革。
    中西文化在价值结构和价值取向上存在着根本差异。前者以人伦的和谐来维系社会的稳定，后者则以个性的自由来推动社会的发展。五四启蒙学者洞察到这种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价值观的深刻差异，并且鉴取西方人文主义思想武器，对儒家伦理展开了激烈的批判。在启蒙学者看来，儒家伦理的要害在于无视人的主体价值和人的尊严，而以义务本位的孝悌之道，抹杀人的个性和个体的独立人格，从而使个人丧失其主体地位而沦为族权、夫权、皇权的附属物。这种吞噬个性的伦理专制主义，造成了窒息民族生机的主奴根性，它是和尊重人的价值、崇尚人的自由创造精神的现代文明背道而驰的。因而，要实现文化转型和模塑现代公民人格，必须破除以礼教纲常为基础的传统价值系统。陈独秀、鲁迅、吴虞和李大钊等人对儒家礼教的反思和批判，贯穿着立基于现代人文主义的深刻的理性精神。
    五四启蒙学者的文化选择，是其对寻求富强的现代化历史情境的回应。他们对西方现代性的体认和对中国传统的批判，与其说源于“人的发现”的形而上哲思，毋宁说出自民族救亡的现实需要。正是从对中西冲突形成的中国文化危机的反省中，他们体认了西方工业文明的世界历史意义，以及中西文化之间巨大的时代落差，从而作出了引鉴西方现代性和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抉择。陈独秀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中，强调中西文明代表两个不同的历史时代，西洋文明代表“近世文明”，而中国文明尚未脱“古代文明”窠臼，中国要走向现代必须鉴取西洋文明，尤为向欧洲文明的先进法国文明学习。陈的启蒙思想充满救亡的忧患意识，在他看来，“欧美之文明进化，一日千里，吾人已处于望尘莫及之地位”，“救于灭亡之运命，迫在目前。”（注：王光远：《陈独秀年谱》，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32页。）陈对人权和科学的倡言，亦为此民族忧患意识所驱策：“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注：《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页。 ）这种源于殖民化危机的寻求富强的救亡式现代化诉求，成为五四启蒙的特定历史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