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场未完成的启蒙
    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未完成的现代性启蒙。它奠定了中国文化转型的现代方向，但却彷徨于文化与政治、中国与西方、现代与传统之间，而未完成现代性的价值整合。启蒙的彷徨和蜕变，固然有其外在的客观原因，如民族危机亟迫的严峻历史环境，欧战凸显的西方文明的危机，苏俄的崛起所导引的社会主义风潮，等等。然而，启蒙思想内部之历史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张力，则是其更为深刻的内在原因。
    胡适曾以“中国文艺复兴”称誉新文化运动。然而，五四启蒙运动与欧洲文艺复兴之间的深刻差异，毕竟是不容忽视的。如果说欧洲文艺复兴式启蒙人文主义的神髓，在于人超越了“种族的成员”而成为“精神的个体”，这种“人的发现”是“个人的发展”的现代表征（注：[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25页。）； 那么五四式启蒙人文主义则是近代中国寻求富强的历史进化语境的产物，其“个人的觉醒”只是“民族的觉醒”的曲折表现。五四式的“个人主义”不仅不象意大利式个人主义那样排斥爱国主义，而且恰恰是以爱国主义为宗旨的，它可谓一种“爱国的个人主义”。这样，在五四殖民地现代化式启蒙语境中，欧洲式“人是目的”的启蒙主题，就被转换为民族富强的文化策略。而在五四启蒙思想之人的图景中，始终存在着欧洲式“精神的个体”与亚洲式“种族的成员”的内在紧张。国家与个人的关系，成为欧洲式人文主义启蒙与中国式现代化启蒙的一个基本价值分野。同时，五四式旨在富强的现代化启蒙，由于匮缺欧洲式“精神个体”生成的商业社会之精神文化背景，其移植的西方人文主义只能流为政治式启蒙话语，它既无从获得有生机的传统的支援，也缺乏变革传统的深层价值动因。与此相联系，五四之现代化语境的启蒙，其富强主义的功利性目的亦决定了启蒙的思想限度和片面性。新文化运动对传统的批判，主要聚焦于儒教与现代性相抵牾的意识形态和社会伦理（礼教）层面，而并未染指其超越性的宗教伦理和生命意义层面。这样，五四启蒙的西化和反传统皆限于世俗价值层面，而儒教与基督教在终极关怀和超越价值层面的对话则付阙如。如此移植欧洲人文主义的“半盘西化”，难免流为匮缺超越性资源之制衡的无根的个人主义。显然，这种世俗性的个人主义难能构成完整的意义世界，而植根于无神论传统又拒斥基督教文化的五四启蒙知识分子，则不能不在反礼教的同时，仍保持与传统人生信仰的认同。启蒙思想之世俗方维的欧洲式个人主义与超越方维的中国式集体主义的价值分裂，即源于此。另一方面，西方现代性本身具有历史与道德的深刻二律背反，西方殖民主义之强盗兼老师的矛盾形像，还使中国模拟西方的外源型启蒙运动，难以摆脱借鉴西方与抵抗西方的“启蒙的屈辱”和“反西方的现代性”的困境。综上所述，五四启蒙思想的这种历史与价值的内在张力，自始即潜埋下了启蒙失败的思想因子。当战后欧洲文化危机、苏俄革命、巴黎和会等事件改变了启蒙的历史语境时，西方现代性不再成为启蒙的典范，欧洲启蒙式“个人的觉醒”亦不复为中国现代化之“民族的觉醒”的前提，启蒙的蜕变就不可避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