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历史与价值：启蒙世界观的二元张力
    享誉“中国文艺复兴”的新文化运动，以激烈的西化主义和反传统主义为基本特征。然而，启蒙与传统的断裂性，并非新文化运动的唯一面相。实际上，五四“全盘反传统”的激进表象遮蔽了启蒙与传统的深刻的连续性。中国由民族危机所导引的启蒙运动，匮缺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个人的发展”的人文历史语境，因而其模拟西方启蒙的自由主义伦理革命，不能不具有“爱国的个人主义”的取向，这是中国启蒙的一个基本的价值矛盾。另一方面，启蒙是一个传统与现代性互动的文化转型过程。大凡文化无不具有稳定性或保守性，尤为中国文化这样历史悠久的高等文化。诚如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托马斯·哈定（ThomasHarding）所言：“当一种文化受到外力作用而不得不有所变化时， 这种变化也只会达到不改变其基本结构和特征的程度与效果。”（注：[美]托马斯·哈定：《文化与进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4页。）价值秩序作为文化系统的“基本结构”，由于文化稳定性的深刻作用，其变革和转型是至为艰难的。在殖民地现代化语境中，当本土文化价值主要受到西方现代性的外部压力而不是传统自我变革的内在挑战时，这种价值变革的驱力往往是有限的。外域强势的西方文化可以冲击传统文化表层的价值规范，却难以触动其深层的价值原则。即便在最激烈最自觉地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中，这种本土文化的稳定性和历史惯性仍显而易见。且不论启蒙运动对国民文化心理改造的程度和效果，仅就启蒙者自身的深层价值取向而论，其显然仍未脱传统的深刻影响。我们可以从五四启蒙者的世界观中清晰地看到这一点。辛亥以来，伴随着帝国政治秩序的崩解，传统文化价值秩序亦陷于危机。因而，世界观的重构就成为启蒙运动的中心课题。在启蒙运动之意义世界的重构中，深刻地反映出中西文化的冲突和融会。
    新人生观是启蒙世界观的重要内容，重阐人生意义是新文化运动价值整合的重要主题。而正是在生命意义这一终极价值问题上，启蒙者表现出深刻的价值矛盾。他们一方面体认了西方人文主义之个体本位价值观的现代性，另一方面则依然崇尚中国人生理想之社群本位的无我境界。对儒家伦理持激进批判态度的五四启蒙学者，在人生理念上则多表现出中西二元价值取向。陈独秀一方面力倡“个人本位主义”，强调“社会是个人集成的，除去个人，便没有社会”，“执行意义，满足欲望，是个人生存的根本理由”；另一方面又主张“个人之在社会，好像细胞之在人身”，“人生在世，个人是生灭无常的，社会是真实存在的。”（注：《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6-127页。）在陈看来，“真生命是个人在社会上留下的永远生命，这种永远不朽的生命，乃是个人一生底大问题。”（注：《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34页。）质言之，生命的意义在于对社会的贡献。 胡适人生观的二元取向更为显著，他在《易卜生主义》中用西方人文主义观点倡言“个性主义”，而在《不朽》中则主张社群至上的“社会不朽论”。他强调，个体“小我”依赖于社会“大我”而存在，“小我”是有限的，“大我”是无限的；“小我”是有死的，“大我”是不朽的。“我这个现在的‘小我’，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过去，须负重大的责任；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未来，也须负重大的责任。我须要时时想着，我应该如何努力利用现在的‘小我’，方才可以不孤负了那‘大我’的无穷过去，方才可以不遗害那‘大我’的无穷未来。”（注：胡适：《不朽》，载《新青年》6卷6号。）在胡适看来，个人对社会负有责任，个人只有通过社会整体才能实现自我的价值。易白沙对生命之意义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在《我》一文中，既阐扬了自我的个体人格意义，又强调了“大我”重于“小我”的思想。他认为：“有牺牲个体小我之精神，斯有造化世界大我之气力。……故曰二者相成而不相悖也。由先后之说，必有我而后有世界。由轻重之说，必无我而后有世界。有我者，非有我，亦非无我。我与世界无须臾离。无我者，非无我，亦非有我，个体之小我亡，而世界之大我存。”（注：易白沙：《我》，载《青年杂志》1卷5号。）李大钊则以佛学语言表达了融小我于大我之中的人生理念：“以其绝对统其相对，以其空驭其色，以其平等律其差别，故能以宇宙之生涯为自我之生涯，以宇宙之青春为自我之青春。宇宙无尽，即青春无穷，即自我无尽。”（注：《李大钊文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上卷第196页。 ）恽代英亦主张：“在宇宙大法中，个体是为全类存在的，全类不是为个体存在的。所以人群比个人在宇宙中更有个真实的地位。”（注：恽代英：《论社会主义》，载《少年中国》2卷5号。）此外，高一涵在《一九一七年预想之革命》，傅斯年在《人生问题发端》中，都表达了类似的人生理念。
    显而易见，五四启蒙学者这种崇尚社群、主张融个体“小我”于社会“大我”之中的人生理想，带有鲜明的中国传统印记，它是儒、佛、道生命体验和超越意识在五四时代的交汇回响。美国汉学家张灏曾将这一把小我融入大我的思想，概括为“无我同一”，并将其归结为近现代中国思想史上影响深远的主题之一。他认为，这种“无我同一”理念，源于儒、释、道、墨等中国传统中的普遍主义（或世界主义）意识，以及个体生命存在与融化自我以复归原始整体的“分离与回归”的人生范式。这一传统的思想主题，深刻影响了包括五四知识分子在内的二十世纪中国各派知识分子的思想（注：[美]张灏：《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结论，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除了新人生观，新社会理想是五四启蒙者世界观重建的又一重要主题。我们看到，在对未来社会的展望中，启蒙者亦并没有完全接受西方现代性和否弃中国传统思想资源。早在新文化运动之初，陈独秀就明确指出：“吾人理想中之中华民国，乃欲跻诸欧美文明国家，且欲驾而上之，以去其恶点而取其未及施行之新理想。”（注：《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19页。 ）陈的这种超越西方的“新理想”，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新青年》创刊伊始，陈就在倡言人权和科学的同时，批评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由竞争造成的社会不平等的流弊。 （注：《独秀文存》， 安徽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3/252页。）以后他在倡导民主主义时，赞扬孔子“均无贫”和许行“并耕”的高远理想。李大钊认为中国农业文明“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方工业文明“疲命于物质之下”，世界文明的未来必有赖于“东西文明真正之调和”的“第三种新文明之崛起。”（注：《李大钊文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上卷第560页。 ）恽代英则对西方近代文明持更激烈的批判态度，其新社会的理想也更明显地带有传统理想主义的色彩。他认为，“文明亦仅富贵者之事。综而论之，盖文明者，杀贫贱以利富贵也。……吾直谓文明为万恶之凶手而已。”他憧憬的是平等和谐的大同社会：“若夫大同之世，无贫贱富贵之阶级，无竞争防御之忧患，而后利人类之文明日益发达，可以作福全世。”（注：《恽代英文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页。）
    五四启蒙学者这种具有抵抗和超越西方现代性取向的社会理想，体现了中国思想传统的深刻影响。在近代中国，以儒家大同和谐、释道平等无差和墨家兼爱为要旨的古典理想主义具有复甦的趋势，它与由救亡驱动的中国现代化思潮相激荡融会，构成了一种抵抗的现代性取向。这种中国古典理想主义不仅没有被西化的大潮所湮没，而且通过与西方近代乌托邦思潮的汇流而得以强化。我们可以从康有为的“大同世界”、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中，清晰地看到这种乌托邦趋向。即便在最激烈地倡言西化和批判传统的五四时代，这种理想主义传统仍深刻地影响着启蒙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五四时期以儒教为基础的传统意义世界的解体，为古典理想主义的复兴提供了思想空间。同时，这种殖民地现代化语境中的理想主义与民族主义情绪和进化论思潮相融会，形成了启蒙时代的浪漫精神。诚如张灏所言：“就思想而言，五四实在是一个矛盾的时代：表面上它是一个强调科学、推崇理性的时代，而实际上它却是一个热血沸腾、情绪激荡的时代；表面上五四是以西方启蒙运动重知主义为楷模，而骨子里它却带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注：[美]张灏：《五四运动的批判与肯定》，载《当代》（台北）创刊号，1986年5月。）
    五四启蒙运动的这种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思想矛盾，源于启蒙知识分子思想中历史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内在紧张。五四知识分子迎受西方现代性和批判传统的理性主义精神，是其对于民族危机中的历史情境的回应；而其抵抗和超越西方现代文明的浪漫主义精神，则为其对于构成个体生命意义的价值情境的回应。此即梁漱溟所谓“中国问题”和“人生问题”的求索。中国问题的历史选择，促使启蒙者鉴取西方现代性和反叛传统，以寻求现代化而复兴民族；而人生问题的价值求索，则使其亲和传统和超越西方，而追求完美的人性和社会。诚然，启蒙的历史语境与价值语境并非绝然割裂对立的，现代性的历史语境直接影响了人的意义世界的价值语境的构成。然而，当启蒙运动的价值变革主要源于殖民地现代化的外在压力、而非本土文化变迁的内在驱力时，这种变革很难触动价值系统的深层结构。此即哈定所谓“文化的稳定性”。例如，尽管个人“竞争”法则一再被近代改革者视为达致富强的历史进化途径，但它几乎从来没有真正在价值合理性的意义上为人们所体认，它总是被改造成“民族”生存竞争法则，以化解知识分子心灵中历史与道德的冲突。这种历史与价值的张力，就是五四启蒙者在价值选择上矛盾彷徨，既倡言“个性解放”又崇尚“无我同一”，既推重“生存竞争”又倾心“大同和谐”的原因所在。事实上，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并非全面而彻底的，启蒙学者对儒学的抨击主要限于其与帝国政治制度功能连锁的礼教意识形态和社会伦理层面，而并未染指其价值内核的生命意义和超越伦理层面。
    启蒙知识分子思想中历史与价值的张力，反映了韦伯所谓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冲突的现代性困境。自晚清以降，在中国这一具有深厚伦理主义传统的社会，现代性的道德困境曾困扰了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它使多少人困顿彷徨于中西新旧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