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1909年1月2日），载沣以足疾为名，谕令袁世凯“回籍养疴”。对这一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相关研究不多。①诸多袁世凯传记或其他涉及袁和晚清民国政治史的著作仅有简略论述。②有论者认为，载沣对戊戌政变中袁世凯告密出卖光绪帝的行为深怀仇恨，为替兄报仇而罢袁回籍，但没有注意到载沣因事涉帝后是非而不敢翻戊戌旧案之苦衷。对推动载沣罢袁的各种因素，近人笔记著述、回忆录和有关学术论著的论述往往过于笼统、简略，对清政府内部围绕清理财政和中美互派大使问题之争论与罢袁事件的关系，尚未给予应有的关注。学术界虽然注意到言官弹劾袁世凯的奏折对载沣罢袁的推动作用，但对有关档案、文献的利用和解读还不够充分，有关史实并未完全揭示清楚。关于罢袁谕旨的出台经过，颇为流行的说法是，载沣初拟杀掉或治罪袁世凯，后接受世续、张之洞意见，决定罢袁回籍。但这种说法尚须推敲。袁世凯被罢事件关涉中外及列强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有学者已对美国政府关于罢袁事件的反应作了较深入研究，而日本政府对罢袁事件的反应还有待探讨。本文对载沣罢免袁世凯事件的缘起和经过、清政府内部关于中美互派大使问题之争与载沣罢袁的关系、日本政府对罢袁事件之态度和反应等问题，谨贡拙见。
    一、载沣罢袁的缘起和经过
    载沣罢袁，缘于袁世凯在戊戌政变中之告密。对袁告密时间和告密途径等细节，学界存在歧见，但袁向后党报告了所知光绪帝和维新派的活动情况，是学界一致认可的。③很多论者认为，载沣因戊戌告密而仇袁，这种观点具有史实依据。
    载沣在发布罢袁谕旨的同一天，亲自书写并发布擢升载澍为乾清门头等侍卫的谕旨。④贝勒载澍曾因家庭琐事于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十五日被慈禧太后下令终身圈禁。⑤载澍遭圈禁一事，被认为意在打击光绪帝。⑥第二年，慈禧发动戊戌政变。载沣提升载澍，似乎反映出他同情光绪帝而对慈禧有所不满的心理。有报纸舆论认为，载沣在罢袁当天擢升载澍，表达出对袁戊戌告密的痛恨之情。⑦袁被罢职后，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对前来打探罢袁事件内幕的日本驻华使馆人员也说，由于袁的告密行为，醇亲王对袁向来不满。⑧
    但是，载沣不能以袁告密为由给袁定罪。载沣晚年对家人说，以得罪光绪帝的罪名惩治袁，“牵涉到变法维新，母子之争的是非曲直”，⑨他不能肯定光绪帝而谴责慈禧。罢袁当日，御史赵炳麟在弹劾袁世凯的奏折中说：“袁世凯之为人也，机械变诈，善构骨肉。其在朝鲜簸［播］弄李应昰［李昰应］父子，患生肘腋。我德宗景皇帝以三十余年之长君尚束手受箝，终身郁结。”⑩赵炳麟也没有提及慈禧太后，只说袁挑拨骨肉相仇，导致光绪帝“束手受箝，终身郁结”。可见，载沣与御史具有某种默契。袁戊戌告密的行为，是促使载沣罢袁的深层因素。
    从载沣初涉政坛开始，载沣和袁世凯的关系就处于紧张之中。（11）光绪帝、慈禧太后死后，载沣摄政，握有重权的袁世凯成为载沣专权的障碍。满族权贵们经过密谋，很快确定了袁必须下台的方针。（12）而发生于袁世凯被罢前夕的一系列偶然事件，为载沣罢袁提供了有利时机。
    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罢袁谕旨发布当天，尚值两宫百日大丧，罢免重臣难免影响政局。如果没有一系列的推动因素，载沣应不会选择这个时间罢袁。十二月初七日，载沣召见曾于九月初九日弹劾袁世凯“权势过重”并于是日再度上折提醒载沣谨防“事权旁落”的御史江春霖；初八、九日，为中美互派大使问题，袁世凯和载沣、张之洞发生激烈冲突。初十日，袁世凯又因财政问题惹恼载泽和载沣。初十日至十五日，支持袁世凯的首席军机大臣、总理外务部事务庆亲王奕劻告假，朝堂上少了一个罢袁的反对者。十一日，御史赵炳麟、给事中陈田分别上奏弹劾袁世凯权高震主，结党营私，不宜继续担任军机大臣。这一系列事件交织在一起，促使载沣作出罢袁决定。
    袁世凯在财政清理和中美互派大使问题上的主张，激化了清政府内部矛盾，使载沣感受到袁氏权重对自己统治地位的威胁，这是促使他作出罢袁决定的两个直接原因。
    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初十日，即罢袁谕旨发布的前一天，因财政清理问题，袁世凯与度支部尚书、镇国公载泽发生激烈矛盾。满族军官良弼对日本驻华使馆人员谈到袁被罢原因时说，度支部上清理财政办法折，朝廷谕令会议政务处复议。袁联合军机大臣世续以会议政务处名义复奏，反驳度支部原折所定清理财政方案，而载泽未预闻会议政务处的复奏事宜。袁因此被视为专横跋扈，结果遭罢。（13）有报纸文章持相同的说法。（14）还有报纸报道，由于袁背着载泽上奏，反驳载泽提出的清理财政办法，载泽大怒说：“宁不为尚书，绝不受袁之侮。”（15）通过与档案资料互证，笔者发现这些说法是可信的。
    清理财政，既是清政府预备立宪的重要内容和步骤之一，又是其试图增加财政收入、兴办新政的重要举措。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度支部上《清理财政宜先明定办法折》，提出清理财政的原则和办法，核心内容是将中央各部和地方各省财权全部集中于度支部。（16）载泽是度支部尚书，是该折主要责任人。当日，奉旨：“著会议政务处妥速议奏。”（17）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初十日，会议政务处上《遵议度支部奏清理财政明定办法折》。会议政务处大臣由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各部尚书等成员组成，袁世凯是核心成员。根据良弼对日本使馆人员的说法和当时的报纸报道，袁世凯主导的会议政务处复奏清理财政办法折，没有征求会议政务处成员载泽的意见，这在会议政务处的奏折中可得证实。十二月初十日会议政务处奏折最后有一句话“度支部系原奏衙门，臣载泽故未列衔”。（18）可见，会议政务处此折反映了袁世凯的意志和观点。
    十二月初十日会议政务处的复奏与度支部原奏两个奏折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应对各省督抚的财政权加以严格限制。针对度支部企图完全控制各省财政收支的意图，十二月初十日会议政务处所上《遵议度支部奏清理财政明定办法折》主张给予各省督抚必要的财政权。例如折中说：“凡各部各省拟借外债，皆咨明度支部，由度支部出名订借，俟议准借入之后，向度支部领取”；又说：“于外省用款之事，但据实开报，即予准销。”（19）这即是主张各省有一定的自主用款和借用外债的权力。袁世凯给予地方督抚一定财权的主张受到载泽强烈反对。载沣亲书谕旨，将会议政务处奏折再交度支部“妥慎斟酌”。（20）实为载沣支持载泽。（21）袁世凯和载泽争夺财政权，成为袁世凯下台的导火线之一。
    袁世凯主张保留各省督抚一定财政权的原因，按照良弼的说法，乃在于将来唐绍仪赴美借款成功后，袁一派掌握财权。（22）唐绍仪使美最重要的秘密使命，是向美国政府和银行界借款，振兴东北的实业，以抗衡日、俄两国在东北的经济扩张。这项使命是袁世凯和唐绍仪私自商定的，清政府令唐绍仪出使的两道谕旨中并没有授权唐向美国借款的内容。如果借外债受载泽执掌的度支部控制，那么袁、唐这一计划将受到相当大的制约。何况各省督抚中不少是袁世凯的亲信，将他们的财权收归于度支部，亦非袁所愿。
    江春霖于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初九日和十二月初七日所上两个奏折以及罢袁当日赵炳麟和陈田的奏折，对罢袁事件的发生起到了直接推动作用。正如军机大臣张之洞对日本横滨正金银行驻京代表小田切万寿之助所说，各种弹劾深深打动了摄政王。（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