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春霖在九月初九日奏折中，首先引证中国古代经典中权臣结党危害君国的论述，指出袁世凯权势过重，要防微杜渐，以免后患；接着，列举了袁12个“权势之重”的表现；最后，建议对袁“宜少裁抑”。（24）十二月初七日，江春霖再上奏折。提醒载沣“大政亲裁，以严防事权旁落之渐”，（25）意即防止大权旁落于奕劻和袁世凯之手。载沣阅后，立即传江春霖入宫，可见其重视程度。但召见中载沣又令江春霖“传谕同官直言报效，不可进乱聪明语”。（26）又似乎反映了载沣的复杂心理。要削减奕劻、袁世凯的权力，困难很大，风险不小。
    然而，不数日，赵炳麟和陈田又同一天上奏参劾袁世凯。赵炳麟直言袁世凯“必不可留军机”，指出袁世凯“善构骨肉”，“包藏祸心，罔知大义”，若使其“久在枢垣，他日必生意外之变”；袁世凯党羽众多，一旦袁党“根蒂固结”，“摄政王虽欲去之亦无可如何”。（27）陈田亦称袁担任军机大臣“日谋揽权布置私人”，建议“乾纲独断，屏斥奸邪，毋任久留枢府”。（28）言官们历陈袁世凯权高震主的种种事实，指出其对皇权统治的威胁，令载沣深感震动，随即发布罢袁上谕。可见，这些奏折直接促成载沣罢袁。
    赵炳麟和陈田在此时上折劾袁，据御史胡思敬记述，乃源于载沣与张之洞密商处置袁世凯，张之洞孙子将此事透露给御史赵炳麟，赵炳麟联合陈田“各具一疏”参劾袁世凯，“疏上，世凯果罢”。（29）而时任大理院推事的江庸则认为，张之洞命其孙子授意赵炳麟弹劾袁，赵“逡巡不敢发”，于是“给事中陈田露章参之，袁遂去位”。（30）
    上述所谓张之洞授意御史弹劾袁世凯的说法，尚须推敲。胡思敬在叙述张之洞通过其孙授意赵炳麟上折劾袁时，引述了陈田上折前与张之洞的一段对话。当陈田“极言世凯之奸”时，张之洞说“袁公知兵，习夷情，亦朝廷不可少之人”；当陈田“极言其挟外交自重，误国骗君”时，张之洞劝陈田“持论不可过激”，“岂有枢辅重臣，朝廷肯轻听一言官之辞遽行易置乎！”陈田从张之洞那里告辞后，痛骂张“袒奸庇恶，与世凯结为一党”。胡思敬认为陈田“不知其内谋如是之秘”。（31）所谓“内谋”，即张之洞暗中授意御史弹劾以达罢免袁世凯之目的。既是“内谋”，胡思敬怎么能得知，显为揣度之词。张之洞对陈田所言可能恰恰反映了张之洞的真实态度，即他不赞成罢袁。对陈田、赵炳麟而言，朝廷内部围绕中美互派大使和财政清理两问题的争论中袁世凯的表现，是袁擅权跋扈的绝好例证。但陈田、赵炳麟的奏折均没提到这两件事，说明他们不知内情。如果张之洞真要策动他们劾袁，似应把袁的这些“罪状”透露给言官。可见，张之洞授意说，很令人怀疑。
    对于载沣拟订并发布罢袁谕旨的过程，有多种歧异甚至矛盾的记述，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是，袁世凯戊戌告密，导致光绪帝受苦。隆裕为报夫仇，载沣为报兄仇，要杀袁，经张之洞劝解，才改为罢袁回籍。（32）第二种说法是，罢袁谕旨原文是将袁革职拿交法部治罪，后来接受张之洞的意见，改为以足疾为由将袁罢免回籍。（33）第三种说法是载沣罢袁谕旨原文是将袁世凯罢免回籍，但措辞较严厉，指责袁“擅权跋扈”。经军机大臣世续和张之洞力争，谕旨措辞修改缓和，袁才得以体面下台。（34）
    上述前两种说法不可信。首先，这两种说法多有关于奕劻罢袁当日参与讨论罢袁一事的记述，但与事实不相符。时任军机大臣鹿传霖和军机章京许宝蘅的日记都清楚记载，奕劻从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初十日请病假，直到十二月十六日才重新入值。（35）查《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从初十日到十五日颁发的谕旨，在军机大臣署名处，“奕劻”的名字下都标有“假”字。肃亲王善耆对日本驻华使馆人员说，庆亲王奕劻本人受弹劾，闭门不出，载沣罢袁利用了这一难得的机会。可见，奕劻在罢袁当日根本没有参与讨论罢袁一事，也没有在罢袁谕旨上签字。
    其次，载沣可能会有杀袁之心，但不可能把杀袁问题拿到朝堂上讨论。载沣当时找不到令人信服的杀袁理由，无故杀人无法应对朝野舆论和列强压力。因为事涉帝后是非，载沣根本不能去翻戊戌年袁世凯告密旧案并以此为由惩治袁。
    再次，袁被罢不久，张之洞对日本横滨正金银行驻京代表小田切说，罢袁谕旨为袁世凯重新复出留下了余地。（36）奕劻亦对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William Rockhill）和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John Jordan）表示，袁世凯尚在壮年，希望他的离职只是暂时的，不久还会被重新任用。（37）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证明，朝廷对袁世凯不会有过于激烈的处置手段。
    最后，杀袁说和罪袁说没有可靠的文献资料为证。笔者所查阅的档案文献和罢袁事件前后的报端都没有关于载沣与军机大臣讨论杀袁、罪袁的记载。进入民国以后，载沣欲杀袁、罪袁之说才盛行起来，这些传闻可信度不高。
    相较而言，上述第三种说法比较可信。首先，载沣初谕拟旨以“擅权跋扈”为由将袁开缺回籍，有先例可供参照，与言官奏折中所提出的将袁降职调任的方案也最接近。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清政府开缺翁同龢的谕旨即指翁“揽权狂悖”。（38）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七日清政府罢免瞿鸿禨的谕旨亦称其“窃权结党”。（39）而江春霖、赵炳麟、陈田等弹劾袁的奏折列举了袁揽权结党的种种表现，因此载沣在其初步草拟的谕旨中指责袁“擅权跋扈”，并以此为由将袁开缺回籍是完全可能的。但公布的罢袁谕旨不但没有指责袁“擅权跋扈”，反而肯定袁的功绩，称其“夙承先朝屡加擢用”，“其才可用”，对其因患足疾不能胜“驰驱”之任，表示惋惜。（40）此种措辞，确实给了袁足够的体面。
    其次，有史料表明张之洞并不赞成载沣罢袁。袁世凯长子袁克定对禧在明（Walter Hillier）说，张之洞没有参与罢袁阴谋，且对罢袁感到突然，请载沣征求奕劻意见后再作决定，被载沣拒绝。（41）袁世凯另一个儿子袁克文认为，进谗言罢袁，“决非之洞所忍为”。（42）据《泰晤士报》驻京记者报道，张之洞曾公开承认与袁世凯存在政见分歧，但同时宣称他对袁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43）张之洞与袁世凯在中美互派大使问题上确实有严重的分歧，但并不能表明他希望袁下台。如果张不赞成载沣罢袁，但又无力改变罢袁决定，那么他对谕旨的措辞提出修改意见，使袁得以体面地下台，是符合情理的。
    最后，据时任军机大臣鹿传霖和时任军机章京许宝蘅的日记，罢袁当日，载沣召见军机大臣后，又第二次传世续和张之洞入内召对，随即发出罢袁谕旨。（44）张之洞亦曾对日本驻京使馆人员说，他是在载沣向其出示罢袁谕旨后，才得知罢袁一事。（45）这说明世续、张之洞在罢袁谕旨发布前见过谕旨，有促使载沣修改谕旨措辞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