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①崔志海《摄政王载沣驱袁事件再研究》（《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6期）充分利用美国国务院档案，结合其他文献资料，对美国政府关于罢袁事件之态度和反应等所做研究，创获颇多。
    ②袁世凯传记中学术价值较高的有沈祖宪、吴闿生编纂：《容庵弟子记》（1913年初版），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影印本；佐藤铁治郎：《袁世凯》（1910年初版），孔祥吉、村田雄二郎整理：《一个日本记者笔下的袁世凯》，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侯宜杰：《袁世凯全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
    ③相关论著数量较多，恕不罗列。
    ④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4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25页。
    ⑤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3册，第61页。载澍原名载楫，光绪四年因孚郡王之子去世，慈禧旨令载澍过继给孚郡王为嗣，改名载澍，加封为贝勒。载澍被圈禁三年后，侵入北京的外国军队将其逐出宗人府监所。两宫回京后，载澍呈请听候传饬圈禁。光绪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得旨“著加恩准其释放，令仍归本支，不准再往孚郡王府”。（《清德宗实录》卷480，光绪二十七年二月癸亥，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第7册，第339页）
    ⑥有人认为慈禧圈禁载澍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传闻光绪帝“述旨时齿相击”。参见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762页。宣统元年（1909）正月十二日《时报》第2版“要闻”栏载：“澍系贝勒，以附景皇帝被孝钦皇后责而圈禁”，亦持载澍因与光绪帝关系密切而被圈禁的观点。
    ⑦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时报》第2版“要闻”栏载：“袁世凯开缺之日，即擢载澍为乾清门头等侍卫……观此一罚一赏，可知摄政王为绍述先志也。”
    ⑧参见《伊集院公使致小村外务大臣电》，1909年1月4日午后3时30分，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胶卷，美国国会图书馆1949-1951年摄制，胶卷号MT Reel 111，第1152页。
    ⑨凌冰：《最后的摄政王--载沣传》，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第74-75页。
    ⑩《掌京畿道监察御史赵炳麟奏为密陈用人大计以奠国本而杜后患事》，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硃批奏折04-01-13-0421-02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袁世凯在朝鲜期间，企图利用国王父亲大院君李昱应控制朝鲜政权，导致朝鲜宫廷内部矛盾趋于激烈。赵炳麟以袁世凯挑拨朝鲜国王父子相仇，影射袁世凯离间慈禧和光绪关系。
    （11）光绪三十二年清政府改革官制过程中，载沣反对袁世凯的责任内阁制主张（详见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7-86页；《评清末官制改革中赵炳麟与袁世凯的争论》，《天津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传闻在一次官制会议上，载沣与袁世凯发生争执，欲拿手枪击袁，经人排解，风潮始息。（参见《京师近信》，《时报》光绪三十二年八月二十日，第2版，“要闻”栏）
    （12）密谋倒袁情形，外人难知其详，但仍有蛛丝马迹可寻。两宫驾崩后，康有为、梁启超积极谋划推动载沣除袁。他们通过时任外务部考工司郎中的满人长福（字绶卿）与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建立联系。善耆与度支部尚书、镇国公载泽关系“至密”，而载泽“大为监国（即载沣）所信用”。载泽和善耆告诉长福，“元凶（即袁世凯）之必去”“必无中变”。长福致信梁启超转告载泽和善耆所言，叮嘱梁启超“勿虑”。（参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76-477页）
    （13）参见《伊集院公使致小村外务大臣电》，1909年1月3日午后7时40分，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胶卷，胶卷号MT Reel 111，第1146页。
    （14）参见《项城开缺余谈》，《盛京时报》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第2版，“北京通信”栏。
    （15）《袁世凯开缺之余闻》，《神州日报》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第2版，“要闻”栏。
    （16）参见《宣统政纪》卷4，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下，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第60页。
    （1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4册，第301页。
    （18）在档案中尚未发现会议政务处奏折原件，无法看到署名情况，但《东方杂志》收录刊发的该奏折有“载泽故未列衔”一语，说明袁未让载泽参与讨论十二月初十日会议政务处的复奏稿。载泽是度支部尚书，同时又是会议政务处政务大臣。会议政务处的奏折，他理应参与讨论并在奏折上署名。袁不让载泽参与，必须找一个理由，就以载泽是原奏衙门度支部负责人为由，向朝廷解释其未署名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