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日本政府对罢袁事件的态度和反应
    早在罢袁事件发生时，对于日本政府在罢袁事件中的作用，各国媒体和政府甚至清政府官员就有种种猜疑，认为日本政府乐于罢袁甚至参与了罢袁阴谋。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外务部尚书梁敦彦对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说，鉴于日本政府对满族权贵的影响，日本与袁的倒台有联系，日本不愿看到一个强有力的中国。（78）英国驻日大使窦纳乐向英国外交大臣表示，梁敦彦的说法不可信，日本政府太过精明不会参与倒袁密谋。（79）美国政府怀疑日本参与罢袁阴谋，但无法证实。十二月十六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司的一份备忘录认为日本人对于袁世凯被罢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80）十二月十九日，美国国务院某助理国务卿对英国驻美大使柏拉斯（James Bryce）说，日本参与倒袁阴谋难以证实，但日本对摄政王谋求自主的愿望有所助推。（81）民国年间，一些文人笔记著述也有日本政府参与载沣罢袁密谋的说法。有人称，日本人对于中美两国商议互派大使事心怀妒忌，“行反间计于摄政王之左右”，袁世凯因此“被逐于外”。（82）还有人说：“载沣监国，受日人之利用而罢袁。”（83）
    据日本外务省档案，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得知袁世凯被罢的消息后，感到非常突然。伊集院在致外务大臣的报告中认为，袁的病并不需静养，而袁本人请假的可能性不大，很可能是某种阴谋的结果。（84）伊集院立即动员使馆工作人员全体出动，展开情报工作，搞清事变发生的真相。据伊集院给外务省的报告，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至十三日，日本使馆人员先后拜访了那桐、铁良、赵秉钧、良弼等人。日本横滨正金银行驻京代表小田切万寿之助通过私人关系从张之洞那里，任职清政府民政部巡警学堂的日本人川岛浪速从善耆那里，了解到许多罢袁内幕，并报告给伊集院。在罢袁事件发生两三天内，日本驻华使馆就从清政府一些重要官员处，比较准确地获悉事件发生的原因。日本驻华使馆了解到，袁世凯被罢起因于载沣欲报袁戊戌告密之仇，中美互派大使和清理财政问题之争以及御史的上奏弹劾都是袁下台的直接诱因。因此，日本政府并不认为袁下台意味着清政府内外政策的转变。与此不同，英、美两国驻华使馆对事变发生原因却迟迟不得要领。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依据禧在明从袁克定那里得来的情报，认为罢袁是满族权贵排斥汉族官员的结果。（85）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对罢袁一事感到不可思议。袁被罢半个月后，他向国务院报告说，他唯一能确定的袁被罢免原因，是载沣不喜欢袁世凯；被取消了特权的满族权贵以戊戌政变告密为由挑动载沣反对袁世凯。（86）英、美驻华使馆情报来源单一，对罢袁原因及其可能产生之影响的认识较日本肤浅得多。伊集院告诉朱尔典，据陆军部尚书铁良说，罢袁是由于御史弹劾袁世凯戊戌告密所致，因而没有必要提出质问。而朱尔典认为铁良的说法不值得重视，坚持认为罢袁意味着清政府内外政策有可能倒退，不仅仅是人事变动的问题。（87）英、美公使认为袁世凯下台缘于满族权贵倒袁阴谋，也符合实际。但是他们不清楚清政府内部关于中美互派大使和财政清理问题之争以及言官弹劾袁世凯等因素对载沣罢袁的推动作用，对事变可能产生之影响所作判断的准确性也远远不及日本。
    在充分了解罢袁事件发生的原因后，日本政府决定向清政府重要人物提出劝告，希望保持清政府政局稳定。十二月十三日，日本使馆书记官阿部对那桐说，不希望罢免袁世凯引起局势混乱。那桐说，今后不会对袁加重治罪，更不会危及其人身安全，对此自己敢以生命作保。阿部请那桐向清政府各位大臣转达日本政府的立场。同日，日本使馆翻译高尾拜访肃亲王善耆，表达了希望清政府保全时局的意愿。（88）十二月十三日夜，阿部往见张之洞，再次表达意见。张之洞向阿部保证，清政府不会再对袁世凯加重惩治，其人身不会受到威胁。（89）强硬人物袁世凯被罢后，清政府换上一个比袁世凯容易对付的人物作为日本的交涉对手，这是日本所期望的。然而只有在中国政局和内外政策稳定的情况下，日本才能实现其在华目标。英国驻日大使窦纳乐形象、生动、准确地表述了日本政府对罢袁事件的态度：“尽管日本政府不会不对袁世凯下台感到窃喜，但只要远东的和平不被破坏或改革政策没有变化，袁世凯身上发生什么事情，对他们来说是无关紧要的。”（90）
    英、美驻华公使对罢袁事件感到震惊和意外，认为罢袁是满族权贵实施的阴谋，将可能使其在华利益受损。英、美驻华公使策划联合各国共同向清政府提出质问，由于其他各国公使态度消极，特别是日本公使拒绝参加，联合质问未能成功。英、美两国公使决定单独行动，于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面见奕劻，递交质问书，得到奕劻保证清政府内外政策不会因袁世凯下台而改变的承诺后，英美公使才安心。（91）
    日本不参与英、美主导的联合质问，原因有几个。首先，日本相当准确地掌握了袁被罢的原因，并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即对罢袁事件可能产生的影响作出了判断，认为袁被罢并不意味着清政府的政策变化。日本使馆人员向张之洞、那桐和善耆表达了日本的立场，得到事态不会扩大的保证，没必要再以政府名义向清政府进行质问。如此看来，日本政府在罢袁事件发生的第三天，就做了英、美两国公使在罢袁事件两周后，即十二月二十四日会见奕劻所做的事。只不过日本政府是以使馆人员的名义表达希望，未采用正式的政府质问的形式。其次，日本担心参与联合质问会开罪中国，对中日交涉产生不利。十二月十一日晚，英公使朱尔典造访伊集院，认为有必要向本国政府请训，向清政府提出忠告。伊集院向外务大臣作了报告。（92）十二月十二日八国公使在美国驻华使馆举行会议后，伊集院向外务省请训，请求许可自己参加各国共同质问。（93）十二月十三日，外务省先后给伊集院发来二电，前电说，联合质问难有效果，且会被清国认为庇护袁世凯，此为失策之举，不如暂时观望形势。后电说，为保全时局，不反对伊集院以个人名义参加共同质问行动。（94）后来，伊集院反对质问书中出现袁世凯名字，与英使朱尔典发生冲突。伊集院因此拒绝参加联合质问。
    伦敦《泰晤士报》驻京记者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发回伦敦的报道说：
    日本和俄国都反对提出质问，特别是日本，他对可畏的谈判对手在中日关于满洲的谈判刚开始即被罢免感到心满意足……日本军队代表与铁良关系之密切以及日本使馆对现在执掌外务部的那桐之影响都是众所周知的。（95）
    报道提到日本乐于袁世凯下台。当时各国驻华公使之间还流传日本政府可能参与了罢袁阴谋之说法。这令日本政府高度重视，为此展开一系列外交活动。十二月十八日，日本驻英国代理大使山座向外务省致送包含上述报道的十二月十七日伦敦《泰晤士报》。（96）日本外务省征询伊集院对此问题的意见。十二月二十日，伊集院致电外务省，认为《泰晤士报》说日本乐于罢袁而反对各国联合提出质问，完全出于猜测臆断，请向英、美政府交涉，驳斥上述观点。（97）十二月二十三日，小村外务大臣分别致电驻英代理大使山座和驻美大使高平，请他们分别向英国政府和美国政府驳斥《泰晤士报》的报道。（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