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日本政府向英、美两国进行辩白时，英、美两国反应不同。英国政府认可日本政府的解释。而美国政府对日本的解释采取不予理睬的态度。十二月二十二日，英国驻日大使窦纳乐造访日本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小村对他说，《泰晤士报》的报道，纯属错误；中国的政治稳定对日本是必要的。他更愿意袁世凯和唐绍仪作为谈判对手，因为他们是有能力、有共识之人；尽管他们的收回利权政策延缓了中日谈判，但与他们谈判解决了一些重要问题。窦纳乐向外交部报告了此次会见的情形，并表示认可日本的解释，认为日本没有参与罢袁阴谋。（99）十二月二十九日，日本驻英代理大使山座造访英国外交部，解释日本与罢袁没有任何联系。英国外交副大臣请山座转告小村，英国政府不相信任何日本对罢袁发生作用的说法。（100）
    十二月二十三日，美国驻日大使欧柏拉恩（Thomas O'Brien）参加了日本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在外务省举行的会议。小村在会上说，关于罢袁对日本是严重打击或日本阴谋罢袁两个层面的报道，以及源于别的观点和目的之谣言都是毫无根据的；袁世凯是一个有能力、聪明的人，袁世凯任职外务部以来，中日之间已经解决一些问题，其他问题也正在解决之中；日本希望中国和平，希望袁世凯不要被继续追究，那些任职于军队和政府的袁世凯的幕僚不要受到牵连。（101）十二月三十日，日本驻美大使高平致送美国国务院一份备忘录。该备忘录解释说，日本乐于罢袁甚至与罢袁有关的说法，纯属谣言。日本不认为袁世凯对日本利益有妨害。由于袁世凯的合作，中日之间已经解决了三个问题。国务院将日本的备忘录电送美国驻英、日大使和驻华公使。（102）但是美国国务院对日本的备忘录未作答复，因为美国没有要求日本提供这样的备忘录。
    那么日本政府是否乐于罢袁呢？客观而言，日本政府乐于罢袁的说法是符合实际的。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朱尔典在致英国外交部的报告中说，伊集院参与各国联合质问的前提，是质问书中不能提到袁世凯的名字，以免将其置于危险境地；绝大多数的公使认为，日本采取此种态度的原因，是罢袁意味着唐绍仪和徐世昌将被调离东北，换上一个弱者作为谈判对手，这适合日本的满洲政策。（103）柔克义致国务院的报告也认为“日本政府或至少驻华日使得到解脱，对罢袁极感高兴”。（104）这些看法符合日本政府的真实态度，日本政府的内部文件对此也直言不讳。如海军军令部的一份通报就公开承认，袁世凯处处妨害他们，铁良、荣庆、世续一派对他信赖，故袁世凯罢免不足惜。（105）而小田切万寿之助在给日本横滨正金银行的长篇报告中亦直言不讳：“《泰晤士报》评论，说日本对罢袁感到高兴，并非完全失当。”（106）
    但是，日本政府参与了罢袁阴谋的说法却缺乏史实根据。笔者所看到的档案材料和其他文献中，没有确实可信的材料可证实日本政府对于推动载沣罢袁发挥了作用。纵观日本政府在罢袁事件发生后劝告清政府不要进一步扩大事态等做法，日本政府向英、美政府辩称日本没有参与倒袁阴谋，应是可信的。
    简短结语
    综上所述，袁世凯在戊戌政变中的告密行为，使载沣对袁深怀仇恨，这是载沣罢袁的历史缘由。慈禧太后、光绪帝死后，载沣监国，袁世凯权势之重对载沣的统治权威形成现实威胁，袁世凯被罢实属必然。但袁世凯被罢事件发生于两宫百日大丧期内，具有一定偶然性。袁世凯被罢前夕的一系列偶发事件推动载沣作出罢袁决定。
    袁世凯反对载泽集中全国财政权于度支部的意图，主张保留地方督抚一定的财政权。载沣自然愿意将全国财政大权收归中央政府，他支持载泽而反对袁世凯。袁私自策划中外互派大使，不让载沣、张之洞等人预闻其事。当唐绍仪致电清政府，请求对中美互派大使一事给予指示时，袁世凯才将问题提交朝廷进行讨论，并坚决主张中美互派大使。袁世凯在派驻大使问题上擅作主张引起载沣警觉。争夺财政权和擅自策划中外互派大使二事，在载沣看来，是袁世凯擅权跋扈的具体表现，加剧了载沣对袁世凯的恶感和戒心。言官江春霖、赵炳麟、陈田上奏弹劾袁世凯权高震主，要求对袁世凯加以惩戒，深合载沣心理，为载沣罢袁提供了适当的理由。因此，载沣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罢袁回籍。
    载沣初拟罢袁谕旨的措辞较为严厉，后接受世续、张之洞劝说，对谕旨措辞作了修改，使袁世凯得以体面下台。载沣拟议杀袁或将袁审讯定罪的说法不可信。受种种因素制约，载沣不可能提出如此激烈的惩治袁世凯的方案在朝廷内部进行讨论。
    袁世凯没有提出过中美联合制日的外交策略，他主张中美互派大使只是为了提高清政府的国际地位。袁世凯联美制日外交政策失败导致袁世凯下台的说法，有悖于史实，不能成立。
    英、美驻华公使对袁世凯被罢深感震惊和意外，企图联合各国公使向清政府提出质问。日本政府对袁被罢同样感到意外，但很快获悉罢袁事件的诸多内幕，认为袁被罢是清政府内部权力斗争的结果，并不意味着清政府内外政策的变化。为避免开罪清政府，日本政府拒绝参加英美主导的联合质问行动。袁世凯被罢，日本政府暗自高兴，期望清政府新任外交官员比袁世凯易于对付，以便于实现日本在中国东北扩张势力的目的。但清政府政局动荡不利于中日有关东北问题交涉的进行，日本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同样希望清政府政局稳定，不希望罢袁事件事态扩大。日本政府参与罢袁阴谋的说法缺乏史实根据，与其对罢袁事件的种种反应相悖，似不可信。
    附识：匿名审稿人对本论文的修改提出了中肯且具体可行的建议，特此深致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