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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政王载沣罢免袁世凯事件新论(9)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历史研究》 李永胜 参加讨论

(19)《遵议度支部奏清理财政明定办法折》,《东方杂志》第6年第1期(1909年),“记载一·宪政篇”栏,第36-40页。
    (2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4册,第322-323页。
    (21)袁世凯被罢后,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度支部再上《遵旨妥议清理财政办法折》(载《东方杂志》第6年第1期(1909年),“记载一·宪政篇”栏,第40-45页),对会议政务处的奏折进行全面批驳,坚持财政权集中于度支部,地方用款和借外债都必须经由度支部核准,否认督抚有自主用款和借外债的权力。
    (22)参见《伊集院公使致小村外务大臣电》,1909年1月3日午后7时40分,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胶卷,胶卷号MT Reel 111,第1146-1147页。
    (23)参见《伊集院公使致小村外务大臣电》,1909年1月4日午后3时30分,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胶卷,胶卷号MT Reel 111,第1157页。
    (24)《掌新疆道监察御史江春霖奏为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权势太重列款上陈事》,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初九日,硃批奏折04-01-12-0667-02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25)江春霖:《论庆亲王奉旨世袭罔替覃恩过优疏,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初七日》,《梅阳江侍御奏议》卷2,[出版者不详],1919年,第29-30页。
    (26)《掌新疆道监察御史江春霖奏为蒙召见仰荷监国摄政王饬令传谕愚见所及事》,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硃批奏折附片04-01-12-0669-07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27)《掌京畿道监察御史赵炳麟奏为密陈用人大计以奠国本而杜后患事》,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硃批奏折04-01-13-0421-02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赵炳麟在奏折最后部分提出对袁世凯的处理意见:“臣查绥远城垦务关系民业,信勤未必胜任,拟请旨以袁世凯充之。另选通达外情、夙负重望、居心忠纯可恃者为外部尚书及军机大臣。不徒国本能安,即袁世凯亦首领可保,而一切后患涣然冰释,此万全之策也。”但是赵炳麟将此奏折收入其所编《谏院奏事录》(收入《赵柏岩集》,1922年太原印本)时,却将这一段话改为:“臣思皇上为德宗之继子,监国摄政王为德宗之胞弟,以德宗之遗志为心,以德宗之前辙为鉴,当知袁世凯之必不可用。而设法罢斥,使国本能安,后患冰释,社稷之福也。”(《谏院奏事录》卷5,第12-13页)。档案中所存赵炳麟奏折原文是建议将袁世凯调任,而赵炳麟将该奏折收入《赵柏岩集》时却将此段话改为建议将袁世凯罢职,意思大相径庭。有学者据《赵柏岩集》所录赵炳麟奏折,说赵炳麟上奏要求将袁世凯“迅速罢斥”(侯宜杰:《袁世凯全传》,第167页),这是不符合史实的。
    (28)《掌印给事中陈田奏为枢臣袁世凯结党营私居心叵测据实纠参事》,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硃批奏折04-01-13-0421-03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29)胡思敬:《国闻备乘》,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1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98页。
    (30)江庸著,常士功点校:《趋庭随笔》,收入江庸、王伯恭:《趋庭随笔·蜷庐随笔》,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27页。江庸说赵炳麟没有上折,不符合史实。
    (31)胡思敬:《国闻备乘》,荣盂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1辑,第298页。
    (32)参见溥仪:《我的前半生》,北京:群众出版社,1964年,第23页;胡钧:《张文襄公年谱》卷6,北平:天华印书馆,1939年,第16-17页;刘成禺:《世载堂杂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46页;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2),太原:山两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406-407页;张国淦:《北洋军阀的起源》,杜春和、林斌生、丘权政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66页。
    (33)参见载涛:《载沣与袁世凯的矛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集,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324页。载涛在该文中说,载沣谕旨原文是“将袁革职拿交法部治罪”;又说,张之洞劝载沣“不可轻于诛戮大臣”。这两句话是矛盾的。
    (34)有人说,载沣接受张之洞的意见修改罢袁谕旨的措辞,给了袁足够的体面(参见《京师近信》,《时报》宣统元年正月十二日,第2版,“要闻”栏);还有人说,经过军机大臣世续力争,摄政王载沣缓和了罢袁谕旨的措辞(参见刘体智:《异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19页)。两种说法有所不同,但并不矛盾。世续和张之洞可能都对载沣有所劝说,使其修改罢袁谕旨的措辞。
    (35)参见《鹿传霖日记(五)》,《文物春秋》1994年第3期;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29页。
    (36)参见《伊集院公使致小村外务大臣电》,1909年1月4日午后3时30分,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胶卷,胶卷号MT Reel 111,第1155、1157页。
    (37)"Sir J.Jordan to Sir Edward Grey,January 16,1909," Confidential British Foreign Office Political Correspondence,China,Series 1,1906-1919,Part 2:1909-1911,Bethesda,M.D.: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1996,Microfilm,Reel 1,p.487; "Rockhill to Secretary of State,January 16,1909,"Numerical and Minor File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1906-1910,Washington,D.C.: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1976,Microcopy 862,Roll 172,1518/258-261.
    (3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4册,第1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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