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互派大使一事对罢袁产生的影响，亦有不少人提及。如《容庵弟子记》一书编者认为，袁被罢职“实由于派大使一案也”。（64）袁世凯亲信、民政部侍郎赵秉钧对日本使馆人员谈到，袁极力主张中美互派大使，与张之洞发生激烈的意见冲突，袁因此被罢。（65）良弼也向日本使馆人员透露，对于中美互派大使问题，袁世凯和唐绍仪专断处置，不让其他军机大臣参与讨论，这是载沣罢袁的重要缘由。（66）有近人笔记和报纸舆论也持袁世凯因主张中美互派大使而下台的看法。（67）
    可见，袁在派驻大使问题上的所作所为被载沣视为擅权跋扈，加深了载沣对袁的恶感和戒心，推动载沣作出罢袁决定。发生于罢袁事件前夕的中美互派大使问题之争，是袁世凯被罢的一个重要诱因。
    有学者指出，袁世凯派唐绍仪使美是以致谢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事为名义，真正使命其实是与美国政府谈判建立中德美联盟。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初七日，美、日两国政府互换《罗脱高平协定》，使中德美联盟的计划破产，袁世凯联美制日外交政策归于失败，袁世凯因此受到政敌攻击而被迫下台。（68）通过系统梳理发生于罢袁事件前后的相关史实，认真考究这些史实之间的相互关系，笔者认为，这个论点不能成立。
    首先，所谓唐绍仪使美的真正使命是与美国谈判建立中德美联盟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唐绍仪使美，确有与美国政府交换对德国所提议的中德美联盟意见的任务。清政府对德国热衷提议的中德美联盟方案心存顾虑、反应冷淡，袁世凯给唐绍仪的任务限于听取美方意见后再决定进止。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夜间，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向唐绍仪表示反对德国的中德美联盟方案时，唐绍仪立即表示赞同。美国政府认为德国政府提出这个方案居心叵测，将中国与日、俄敌对起来，会给中国带来危险，美国不会为了保卫中国而与日、俄开战。因此，美国政府反对这一方案。而清政府早已认识到这一方案对自身的危险性，所以赞同美国政府的立场。日美交换《罗脱高平协定》主要是为了调和日、美两国在太平洋地区的矛盾，平息两国在太平洋属地及移民等问题上的紧张关系和战争流言。对日本而言，日美换文也有阻止中美接近的意图。美国也因签订日美换文而决定终止中德美联盟之议。但是，《罗脱高平协定》与中德美联盟失败之间不是必然的、直接的因果联系。即使没有《罗脱高平协定》，中德美联盟也不可能建立起来。《罗脱高平协定》中包含了美国所提议的维护中国独立和完整及各国在华工商业机会均等的内容。在美国政府看来，《罗脱高平协定》可以约束日本的侵华活动。清政府也认可美国政府的观点。对于《罗脱高平协定》，袁世凯起初曾向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表示不满，但不久，袁世凯即向柔克义表示赞赏美日协定。（69）袁在上给清政府关于互派大使的节略中赞赏《罗脱高平协定》，说：“日美互换照会仍多方援助，在美之为我谋者可谓力顾大局。”（70）对清政府而言，《罗脱高平协定》远比中德美联盟方案对中国更有利。中德美联盟的失败，对清政府而言利益无损，袁世凯自然不会因为此事受到指责和攻击，这不能成为载沣罢袁的理由。就笔者目力所及，相关中外档案和其他文献中，除一些缺乏根据的传闻之外，没有任何可靠的材料可以证明中德美联盟的失败和袁世凯下台存在联系。
    其次，如前文所述，袁世凯主张中美互派大使，在朝廷内部引起激烈争论，这是袁世凯下台的导火线之一。这说明袁下台确实与清政府内部对于外交政策的意见分歧有关系。但互派大使只是一个提升两国外交关系级别的问题，袁意在与列强提升外交关系的级别，并非意在联美制日。所谓袁“主联美制日之策，以中美互派大使为第一步”（71）的说法没有史实根据。中美互派大使问题之所以成为袁下台的导火线，正如上文所析有两个原因：一是载沣、张之洞等“不获预闻”，指袁擅权；二是载沣、张之洞等认为互派大使是“轻举”。前一原因，反映了清政府内部的权力之争，后一原因显示出清政府内部的政见分歧。袁世凯受到攻击的这两个原因都与联美制日政策无关。
    最后，如果说袁世凯和唐绍仪采取了联美制日策略，那只能是经济层面的，而非外交、政治、军事层面的联美制日。谋求借款振兴东北经济，抵制日、俄在东北的经济扩张，正是唐绍仪使美最重要的秘密使命。袁世凯被罢后，唐绍仪被令尽快离美赴欧调查财政，借款活动被迫终止。（72）
    那么究竟在哪一天清政府电令唐绍仪离美赴欧？唐绍仪后来致函外务部说：“当于十二月间在美接奉电传谕旨，饬令从速调查，早日归国。”（73）这道“电传谕旨”在现存清政府军机处电报档中没有收存，在军机处随手登记档中也没有记录。该项电旨未做记录有可能是清政府为了保密的缘故。虽然看不到电旨原文，但可以通过考察唐绍仪在此期间的活动轨迹，推断出清政府发出令唐绍仪离美赴欧电旨的大概日期。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清政府外务部收到唐绍仪和伍廷芳联名发出的电报，报告美国政府所定减收赔款办法。（74）十二月十三日，外务部又收到唐绍仪的电报，报告中美互派大使事已请美国国务院转告总统作罢。（75）至此，唐绍仪赴美的公开任务已经完成。唐绍仪虽有与美国政府和实业金融界谈判借款的秘密使命，但袁世凯已罢，奕劻于十二月初十日至十五日告假。载沣和新任命的外务部负责官员不一定知道唐绍仪此项使命，或者即使知道也不赞成袁世凯的安排。这样，清政府电令唐绍仪离美赴欧就顺理成章了。按照常理，必须在确定庚款退还办法和将派大使事“作罢”两件事情办妥后，清政府才能电令唐绍仪离美。因此，清政府令唐绍仪迅速离美赴欧调查的电旨当在十二月十三日之后发出。
    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唐绍仪致电外务部，报告了离美赴欧的行程安排。（76）同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司代理司长司戴德（Willard Straight）分别致信美国铁路大王哈里曼（Edward Harriman）和银行家席夫（Jacob Schiff），告知因中国国内政局变动，唐绍仪收到北京电报令其立即前往欧洲。尽管借款谈判没法继续进行，但唐绍仪仍希望从纽约乘船离美前，与哈里曼和席夫见面。同日，司戴德又致信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巴特勒（Nicolas Butler）说，唐绍仪将迅速离美，不能出席为其准备的欢迎宴会。（77）由此，这道“从速调查，早日归国”的谕旨，应是在十二月十五日之前发给唐绍仪的。
    综上所述，清政府电令唐绍仪“从速调查”的谕旨应当在十二月十四日前后发出。唐绍仪收到“从速调查”的谕旨后，借款谈判被迫停止。袁世凯于十二月十一日被罢免，此后几天唐绍仪即被迫结束了在美的借款活动。可以说，袁世凯下台致使联美制日的经济外交政策失败；而不能说，联美制日经济外交政策的失败导致了袁世凯下台。即使从经济层面而论，袁世凯因联美制日外交政策失败而下台的论点也不能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