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启蒙与现代性的危机
    中国的启蒙运动较之欧洲的启蒙运动要艰难曲折得多。诚如舒衡哲所言，欧洲的启蒙运动有文艺复兴以来的理性主义开辟道路，而“五四知识分子则任重道远，他们必须在自己一生中完成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几百年间完成的事业。”同时，“在中国，要达到并保持世界视野的人生观是很困难的，因为它是与西方帝国主义的强暴和凌辱俱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既没有西方启蒙学者那样优越的先天条件，又必须在忍受外强的侵略时接受对方的文化。……而由于政治革命压力，20世纪中国的文化运动总是仓促而就。”（注：参阅[美]舒衡哲：《中国的启蒙运动》，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新文化运动就是一场仓促而就的启蒙运动。
    1919年的巴黎和会骤然加剧了民族危机，第一次世界大战终结以来知识界近于狂热的乐观情绪迅速幻灭了。欧战的终结曾使五四知识分子的浪漫主义情绪一度蔓延高涨。人们都把协约国的胜利和威尔逊宣言视作“公理胜利”和“正义和平”时代的开端。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发刊词中，不仅热情讴歌“公理战胜强权”，而且赞扬威尔逊为“世界上第一个好人”。胡适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也承认那是个“狂热的乐观时代”。在“五四”前数月间那个短智的“狂热的乐观时代”中，弥漫着浪漫情绪的知识界，普遍抱有一种寄现代文明理想于英法等协约国的浪漫想像，以为协约国的战争行为是其宣扬的自由、平等、博爱精神的体现。正是基于这种浪漫想像，五四知识分子才会在协约国战胜后爆发“公理胜利”的“狂热的乐观”。当时留学国外的张奚若在致胡适信中对此表示颇不理解：“读中国报纸，见官府人民一齐庆祝联军胜利，令人赧颜。读《新青年》等报，见谓公理战胜强权，以后世界将永远太平，令人叹其看事太不critical（批判的）。”（注：《胡适来往书信选》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1页。）知识界这种缺乏批判理性而近乎幼稚的浪漫乐观情绪，在巴黎和会后顿然幻灭了。由于这种亲西方的幻想曾真诚地寄托了启蒙知识分子的价值理想，因而幻灭也就不可避免地导引了西方文化的危机，它动摇了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的信念。
    正值中国人在巴黎和会后经历了一场西方幻灭之时，西方文化在其故乡也已危像毕露。欧战以后，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 ）的《西方的没落》风行欧洲，西方思想界兴起了一股质疑和批判现代文明的思潮。梁启超参加巴黎和会后归国，在《欧游心影录》中写道：“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这便是最近思潮变迁一个大关键了。”（注：李华兴等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24页。）李大钊亦指出：“此次战争， 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己亦对于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注：《李大钊文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上卷第565页。 ）这股自西而东的西方文化批判思潮，又大大强化了五四知识分子因协约国幻灭而引发的对西方文明的怀疑情绪。由于西方文化的危机与新文化运动造成的传统文化的危机接踵而至，五四知识界遂陷入“双重文化危机”（胡秋原语）之中。在此启蒙的文化危机中，苏俄的崛起对五四知识分子无疑具有价值导向作用。而其时来华讲学的英美自由思想家罗素和杜威对社会主义的赞许，亦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五四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
    五四时期的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其实质为中国现代化的危机，它表现为知识分子对现代性价值的怀疑和疏离。在五四后期西方文化危机的思想语境中，知识分子在怀疑和疏离西方现代性的同时，其思想中的价值天平也开始发生倾斜，而出现了道德激情高涨和历史理性失重的现象。人们对现代性价值如自由、人权、民主、竞争、功利等已渐失往日的热情。对知识分子来说，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已不再是令人向往的人间乐土，而是罪恶的渊薮。陈独秀在《新青年》宣言中宣告：“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成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注：《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44页。 ）这一宣言标志着启蒙学者对其曾倡导的西方现代性的批判性反思，以及他们告别和超越西方文明而另择替代性的社会文化理想的努力。张东荪在《解放与改造》创刊号上撰文，指出：“这次大战把第二种文明的破罅一齐暴露了；就是国家主义与资本主义已到了末日，不可再维持下去。因为资本主义存在一天，那阶级的悬隔愈大一天，结果没有不发生社会的爆裂的。”（注：孙东荪：《第三种文明》，载《解放与改造》1卷1号。）。值得注意的，还不是陈独秀等启蒙学者对资本主义文明流弊的批判，而是其价值取向的变化。此时启蒙学者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之非人道、不平等诸流弊的批判，更多立基于道德理性而不是历史理性。
    启蒙运动的价值嬗变，表现为知识分子从崇尚“自由”到倾心“互助”的思想转变。李大钊的思想流变颇具代表性：“从前讲天演进化的，都说是优胜劣败，……从今以后都晓得这话大错。知道生物的进化，不是靠着竞争，乃是靠着互助。”（注：《李大钊文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上卷第607/下卷第16页。）“人类的进化，是由个人主义向协合与平等的方面走的一个长路程。”“互助”是五四思想史的一个重要理念，其影响甚至不下于新文化运动前期的“人权”、“科学”、“自由”、“民主”等理念，而且它还是社会主义思潮崛起的价值中介。从“自由”到“互助”，不仅表征着启蒙运动的价值结构从个体回归社群的演变，而且反映了其价值取向由历史而道德的转变。五四后期，伴随着“互助”思潮而兴的是乌托邦思潮，它大大强化了新文化运动固有的浪漫主义精神。疏离西方现代性的知识分子，开始满怀激情地追求完善的未来社会，“互助主义”、“新村主义”、“工读主义”等各种乌托邦风靡一时，人们企盼着建构一种消除一切人间罪恶而完美和谐的大同社会。陈独秀其时曾检省和批评过这种好高骛远、急于求成的乌托邦心态：“此外我们时常用‘彻底’‘完全’‘根本改造’‘一劳永逸’一些想头，也就是这种懒惰的心理底表现。”（注：《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92页。 ）这些追求彻底和完美的社会理想，无不立基于道德理性，而其中并无工业文明之效率和富强的位置。当求索新文明的五四知识分子将其目光越过现代而投向未来理想世界时，其思想中历史与价值的张力已经失去平衡，道德理性已经压倒了历史理性。
    五四后期乌托邦思潮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表征着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幻灭的思想回应。对于在危机中寻求超越西方的五四知识分子来说，新兴的俄国式社会主义自然成了其探寻新价值理想的目标。经历了西方文明幻灭的启蒙知识分子亟需寻觅一种新的文化理想，以求获得一种历史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统一的新世界观。社会主义无疑满足了五四知识分子的这一思想需要：就历史方维而言，社会主义是一种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更新的“第三种文明”；就价值方维而言，社会主义的正义理想又契合中国人期待完善人性与和谐社会的道德理想。因而，社会主义作为超越西方文明的现代性的替代性方案，在五四后期迅速为知识分子所接受。
    需要指出的是，五四知识分子是在抵抗现代性和浪漫主义语境中接受社会主义的。其对社会主义的崇尚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都主要立基于道德理性，因而其社会主义观具有浓厚的伦理主义倾向和乌托邦色彩。对五四知识分子来说，社会主义的魅力首先在于其平等和谐的道德价值，而不是其经济上的进步与效率。李大钊认为：“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的根萌，都纯粹是伦理的。协合与友谊，就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普遍法则。”“社会主义者共同一致认定的基础，……就是协合、友谊、互助、博爱的精神。”（注：《李大钊文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上卷第16页。）“我们相信人间的关系只是一个‘爱’字”。“博爱的生活，是无差别的生活，是平等的生活。”（注：《李大钊文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下卷第96-97页。）恽代英强调：“社会主义不是从学理上产生的，是从事实上产生的；不是从知识上产生的，是从感情上产生的。”（注：《恽代英文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50页。 ）在他看来，公有制是道德进步的根本途径，“我们为什么要有公有的财产？我们很觉得私心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财产公有是铲除私心的良法。”（注：《恽代英文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0页。 ）恽的实现社会主义的方案是“乡村的共同生活”，“我们盼望这样便可以全然共产，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注：《恽代英文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7页。 ）瞿秋白主张：“把我们理想组织一个世界大新村--大同社会”（注：《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人民出版社，第59页。），因为人类社会以“爱”的法则为基础，“‘爱’--绝对的爱--是无前际，无后际，人生的对象所以确定，人生幸福，所由流出的。这个爱是伟大的，普遍的，万能的心识。”“凡是能涵有培养绝对的‘爱’的意义之社会制度，都是唯一的良好制度--免除罪恶的制度。”（注：《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人民出版社，第66-67页。）显而易见，上述这些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代共产主义者的知识分子，起初都是在道德理想的层面体认社会主义的。他们所藉以评判社会主义的，很大程度上仍是中国传统的道德理想。不独如此，五四知识分子还直接承袭了古典理想主义的某些基本价值。如陈独秀认为，中国工商业不进化从“好的方面”来说，是没有造成欧洲资本主义之弊，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许行的‘并耕’，孔子的‘均无贫’种种高远理想。”（注：《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 第252页。）
    这种社会主义观的伦理化和乌托邦化倾向，不只为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所独有，而几乎是五四各派知识分子的共识。一篇刊于《工读》杂志的文章可谓伦理社会主义思潮的代表，文中谈到：“现在的社会是坏极了，不图解救是不可长久的了。……解救之道，当然是社会主义。因为它最公道，最平等，无有军阀财阀，无有种界国界，是相爱相信的世界，不是相杀相欺的世界，经济上固然好，道德上尤其好。”显然作者对社会主义的倾心首先在于其道德上的“最公道，最平等”。蔡元培则强调社会主义与儒家传统的亲和性，他认为：“我们中国本有一种社会主义的学说，如《论语》记孔子说：‘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就是对内主均贫富。……《礼运》记孔子说：‘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意义。”（注：《蔡元培全集》，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卷，第434页。）在蔡看来，社会主义的精义在于平等互助，它与中国古代大同理想价值相通。另一位自由主义者张东荪，则把社会主义归为“互助与协同的文明”，并且将其基本特征描绘为：“道德上必定以社会为本位”，“经济上必定以分配为本位”，“制度上必定以世界为本位”，“社会上必定没有阶级的等次。”（注：孙东荪：《第三种文明》，载《解放与改造》1卷1号。）这里，张氏用以评判社会主义的仍是平等大同的伦理尺度。耐人寻味的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些批评者，在社会主义观上亦与新文化人惊人的一致。梁启超认为：“讲到国民生计上，社会主义，自然是现代最有价值的学说。”社会主义“精神是绝对要采用的。这种精神，不是外来，原是我所固有。孔子讲的‘均无贫，和无寡’，孟子讲的‘恒产恒心’，就是这主义最精要的论据。”（注：李华兴等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29页。 ）杜亚泉（伧父）也认为：“大战以后，西洋社会之经济，将有如何之变动乎？由吾人之臆测，则经济之变动，必趋向于社会主义。……西洋之社会主义，虽有种种差别，其和平中正者，实与吾人之经济目的无大异。孔子谓‘不患寡而患不均’，社会主义所谓‘各所取须’，亦即均之意义。……实则社会主义，乃吾国所固有。”（注：杜亚泉：《战后东西文明之调和》，载《东方杂志》14卷4号。）
    五四时期的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潮，起于对西方文明危机的思想回应，它寄托了幻灭的启蒙知识分子寻求超越一切既存文明秩序而追求理想社会的浪漫情怀。这股浪漫而富有感染力的思潮，使人“不知不觉的就中了社会主义的魔术”（注：《王光祈致君左》，《五四时期的社团》（一），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93页。）， 从而深刻影响了五四知识分子的思想和新文化运动的走向。曾经发起一场伦理革命的启蒙知识分子，在经历了西方文明幻灭后复返向伦理寻觅价值资源，他们不仅以道德理性阐扬西方社会主义，而且重新肯认了中国文化的价值理想。五四后期的伦理社会主义思潮，既光大了中国思想传统中的理想主义资源，也助长了好高骛远的乌托邦精神。这种集高远和空疏于一体的抵抗现代性的乌托邦思潮，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思想背景，它深刻影响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