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尔曼对古埃及宗教研究颇有建树。1905年他出版了《埃及宗教》(29)一书。该书对王朝时期的古埃及宗教的每一个方面和特点进行了详尽的阐述，然后又探讨了古埃及宗教从希腊和罗马人那里借鉴吸收的成分，并指出了古埃及宗教对埃及周边以及地中海沿岸国家的深远影响。书中还提供了详尽的参考文献，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四年后，埃尔曼对《埃及宗教》一书进行了修订。后来，他仍旧不断收集新资料，关注学术动态。1934年，当他80岁时将该书进行再版，取名为《埃及人的宗教》(30)。1937年，该书法文版问世。《埃及人的宗教》影响甚大，在迄今出版的所有同类著作中，“没有任何一部能够比埃尔曼的《埃及人的宗教》更为全面翔实。”(31)
    1923年，埃尔曼出版了《埃及文学》(32)一书。《埃及文学》可谓《埃及宗教》的姊妹篇，二者相得益彰成为研究古埃及文化史的典范。“该书至今仍享有盛名，它作为研究古埃及文学的资料汇编，内容丰富，涵盖甚广。”(33)英国埃及学家布莱克曼(A.M.Blackman，1883-1956)1927年将该书翻译成英文版。(34)1966年该书在美国重新再版，命名为《古埃及人：他们的文学汇编》(35)，并由埃及学家辛普森(William Kelly Simpson，1928-)作序。
    埃尔曼对埃及文化史的研究，对他的学生有重要影响。他的学生在此领域研究也取得了重要成果。美国埃及学者布雷斯特德著有《埃及历史》(36)、《古埃及的宗教与思想发展》(37)等重要著作。其中《埃及历史》一书“是迄今为止出版的最好的关于法老埃及的通史著作”(38)。该书被陆续翻译成德文、法文、俄文、阿拉伯文、巴西文等八种文字，深受读者喜爱。德国埃及学者舍费尔(Heinrich Schfer，1868-1957)，早年跟随埃尔曼研究古埃及语文学，后来转向古埃及艺术的研究。1918年，舍费尔著有《论埃及艺术》(39)一书，该书成为古埃及艺术研究领域的开山之作，对古代艺术的研究产生了革命性影响。(40)
    四、埃尔曼在国际埃及学界的影响
    埃尔曼在古埃及语教学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培养了一大批学生。他的许多学生都成为国际学术界著名的学者，如德国埃及学者施坦道夫(Georg Steindorff，1861-1951)是埃尔曼的第一个学生，他在科普特语研究方面造诣极深，可谓科普特语研究领域中的先驱人物。他于1894年出版了多卷本《科普特语语法》(41)。该书至今仍被奉为经典之作。(42)1893年，施坦道夫开始担任德国莱比锡大学埃及学教授，并在莱比锡大学建立了专门的埃及学研究机构。1889年，埃尔曼指导他的学生赛特对古埃及语动词进行研究，经过十年辛苦努力，赛特出版了《埃及语动词》(43)一书。书中对古埃及语的动词(包括从最早时期一直到最晚时期)从形态学、语音学等角度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和归纳。虽然书中沿用的都是埃尔曼的理论和方法，但却吸纳了大量的新资料，以及语音学、形态学等理论，有助于阐明以往对古埃及语言研究中的一些模糊之处。该书影响非常深远，至今仍是关于古埃及语动词及古埃及语与科普特语之间普通关系的权威著作，(44)在古埃及语研究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赛特和埃尔曼被誉为20世纪古埃及语言学研究领域最有成就的学者。(45)1900年，赛特担任德国哥廷根大学埃及学教授，1923年，他接替埃尔曼担任柏林大学埃及学教授。英国埃及学者伽丁纳尔，也曾是埃尔曼的学生。伽丁纳尔著有《埃及语语法》(46)。该书初版于1927年，1950年再版，1957年三版，后来又被多次重印，该书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长期以来一直被学界奉为最规范的古埃及语教材，在英语世界影响巨大。埃尔曼的另一名英国学生克拉姆(Walter E.Crum，1865-1944)，对科普特语文献进行了研究，相继出版了《纸草和陶片上的科普特语文献》(47)、《大英博物馆的科普特语手稿编目》(48)、《科普特语纸草中的神学文献》(49)等著作，其中对埃及学贡献最大的当属他编撰的六卷本的《科普特语辞典》(50)，该辞典于1929-1939年间相继出版。美国第一位埃及学者布雷斯特德，曾师从埃尔曼。布雷斯特德编译了五卷本的《古代埃及文献》(51)。这套文献完全由布雷斯特德独自一人编译，至今仍是埃及学者们不可缺少的重要文献资料。
    埃尔曼从1881年始执教于德国柏林大学，直到1923年退休，从教时间长达42年之久。埃尔曼培养了众多的弟子，如德国学者施坦道夫、赛特、舍费尔、维肯(Ulrich Wilcken，1862-1944)、博尔夏特、施密特(Carl Schmidt，1868-1938)、施皮格贝尔格(W.Spiegelberg，1870-1930)；瑞士学者热魁尔(Gustave Jequier，1868-1946)；丹麦学者朗格(Hans Ostenfeldt Lange，1863-1943)；俄国学者托拉耶夫(Boris Alexander Turaev，1868-1920)；英国学者伽丁纳尔、克拉姆；还有美国学者布雷斯特德、赖斯纳(George Reisner，1867-1942)等。他们都在世界各地的埃及学研究机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大多数人都成为了国际埃及学界的领军人物。
    埃尔曼在埃及学研究领域取得如此杰出的成就，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同行学者的嫉妒和嘲讽。当埃尔曼因古埃及语法研究成名时，一些学者讽刺他无论他撰写的语法怎么精深，可惜古埃及人既无福享用，也无法判断其语法究竟正确与否。(52)埃尔曼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得到国际公认，有不少学者对他提出了非议。瑞典乌普萨拉(Uppsala)大学的埃及学教授皮尔(Karl Piehl，1853-1904)对罗马埃及时期的文献进行了自己的研究，强烈反对埃尔曼的研究方法。英国大英博物馆埃及与亚述馆馆长巴奇(Sir Ernest Wallis Budge，1857-1934)也不接受埃尔曼的语文学方法，他收集了不同字体的古埃及纸草文献，并进行了独立的翻译，虽然巴奇出版了大量古埃及文献的译文，在当时可谓著作等身，但是他的翻译太灵活和随意，缺乏科学和严谨，因此现在埃及学者对他的书籍一般很少使用。(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