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赫纳奇(В.Л.Махнач)认为20世纪俄罗斯的解题受三方面原因的影响，其余原因，比如革命党、战争、外国援助等则是微不足道的。第一个原因是民族分裂背景下俄罗斯民族和其他主要民族的冲突与融合，源自于列夫·古米廖夫人类学理论；第二个原因是俄罗斯的西方情结；第三个原因是俄罗斯文化中的“反制度”(15)，这个概念在文献中并不常见，也是古米廖夫提出的。“反制度”是对制度的主观幻想，打破惯常的世界观，转换处世态度。因产生于文化接触区域而具有混合性特点。
    通常西方人认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斯大林的伪帝国行为”本质上都源自“反制度”，只是形式上有所不同。马赫纳奇认为1990年，尤其是1993年的事件也具有同样性质。“反制度”生存的土壤是官僚主义和西方情结。“政治家、作家、新闻工作者、军人”是社会的解体和民族共同体消亡的主要参与者(16)。
    法金(А.В.Фадин)认为，俄国近代史无非是“灾难性的现代化之路”。俄罗斯历史上的削藩制、彼得一世改革、斯大林的工业化和集体化如出一辙。历史学家的任务是寻找苏联制度的历史根源和回答类似问题(苏联制度是落后国家特殊的“阶梯式”的现代化道路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文明道路)，但是，法金所需要的仅是寻找现代化道路悲剧的根源。从这方面来看，他没有注意到全面灾难的累积，比如1914-1923年的灾难在城市化、工业化社会完全是不可能发生的(17)。
    关注近来方法论争论的人都会注意到一些被广泛运用的“另类”概念。其中多是阿希耶泽尔(А.С.Ахиезера)所著《俄罗斯--历史经验之批判》(三卷本)中提出的关于俄罗斯特殊性的特殊解释(18)。笔者认为，其中具有可被模仿的定义和特点，可以任意置于俄罗斯历史的各个阶段。翻检阿希耶泽尔(19)的新作不难发现，他热衷于探讨的是1917年和1993年的历史，常用语包括“崩溃、解体、逆转、蔓延”等。有别于自己的一些同事，笔者依然不认为阿希耶泽尔的观点都已经被现有的资料所证实。
    关于俄罗斯特殊性的观点，达尼洛夫(20)(В.П.Данилов)、鲍利索夫(Ю.С.Борисов)、约诺夫(И.Н.Ионов)和亚科文科(21)(И.Г.Яковенко)在同自己从前肯定的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热烈争论中表现出严肃的批判态度。因此，了解我们美国同行--“新史学”代表关于后现代主义的批判不无益处。不久前第涅伯罗彼得洛夫斯克的历史学家茹克(С.И.Жук)对论战作了详尽的分析。
    尤其是，茹克推荐的劳埃德(К.Ллойд)的著作，劳埃德反对美国知识界流行的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相对于任意书写历史、构建文本世界的行为，他提出“社会历史现实主义”的概念，论证了存在的现实性和认识历史的可能性。劳埃德高度评价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以及“编年史”学派创始人关于历史认知的理论贡献，研究了充满特殊社会目的的社会构成的演化和相互关系。他建议历史学家研究社会历史“结构”和“行为”的相互关系代替陈旧的二分法--“物质和意识”(存在和思维)(22)。一些研究者认为，美国社会改革的出发点首先是对现实的认识，而不是任意的“文字模拟试验”。
    对克服现存理论不确定性作出最大贡献的是乔伊斯·阿普尔比(Джойс Эпплби)、林恩·亨特(Линн Хант)和玛格丽特·雅各布(Маргарет Джекоб)所著《历史的真相》(23)。该书出版于1994年，至今依旧畅销，应该说，对历史学者而言，这是一部重要的著作，乌克兰同行的评价截然不同。
    首先作者通过三种科学知识的棱镜审视美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即三种专制制度：“极端的”(科学--进步的保证)最终在生态和其他影响下消亡；“合理的”(与之相符的学派包括马克思主义、“年鉴”学派、现代化理论)；“民族的(国家的)”。
    上述观点并不陌生，除了最后一个，这种观点在战后曾一度遭到扼杀(让人想起哈萨克斯坦修史事件)，当下又迅速兴起。民族史的创立需要该民族起源的神话和各种理论，如奥尔科特(М.Олкотт)所言，当俄罗斯人和其他民族探讨本国历史的时候很难找到共同语言。“俄罗斯人认为本国的历史是光辉的历史”，关于这个问题非俄罗斯人的看法则很复杂。比如，当时的苏联文化抗衡一切文化，或者说至少是“国际性的”、“进步性的”，同时凌驾于其他文化之上。俄罗斯国内其他民族也认为苏联文化中符合本国民族传统部分是值得学习的，但是有别于俄罗斯人，他们认为这只是种巧合(24)。
    由于社会现实和人们的精神需求发生变化，阿普尔比、亨特和雅各布把后现代主义视为客观史学没落的反作用。他们没有看到新的理性分析方法，相反，他们认为新方法也是“控制思想的工具”，比如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该书1/3篇幅用于探讨创新之路。
    路在何方，如何赋予历史客观性新的定义--任何知识都源自于高水平的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相互作用。
    他们赞同政治文化多元化的观点，认为历史无法重复。但是他们确信，历史是可知的，具备理解和阐释的能力就可以客观地书写历史。
    从哲学的角度看，他们的观点与实用主义并无二致(他们称之为“实用现实主义”)。有别于后结构主义，阿普尔比、亨特和雅各布写道，实用现实主义者侧重于用语言清晰地描绘历史研究的对主、客体复杂关系的认识(25)。他们承认语言具有假定性，历史学家运用修辞手法构建笔下的历史。但历史和史学家观点之间的关系表明历史是可以书写的。他们打算吸取非构成主义者的观点，寻找文本中隐藏的含义和矛盾，因此反对语言具有绝对不稳定性不足以表达思想含义的观点。不同的历史学家翻检文献史料，得出的观点是形形色色的。应该重视考据以便勘误(26)，这样才能在甄别史料的基础上提出更有说服力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