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真相》在结尾部分使用了有关历史学家伟大使命的措词，收藏家研究古董，编年史研究者埋头于年代记，系谱学家致力于人种谱系……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则要宽泛很多。当然，历史学家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但是历史学家也要论证历史的重要性、解读历史、阐明历史事件的意义，这是历史真相的三个方面，即使在当今时代--怀疑论盛行的年代，使真相大白于天下也是历史学家的责任(27)。
    笔者认为，美国同行观点的价值在于，他们旨在为多数历史学家创建一种同所研究的“外部”对象的对话模式。每一代人都以自己的方式与研究客体对话之于后继者意义重大。每一代人都有必要重写历史，虽然陈旧的实证主义已经失去意义，却仍然具有一定的客观性。真正的历史学家不仅是真相的探寻者，而且不应受到自己的性格、国籍、性别等方面因素的左右，这是一个革命性的观点。追求科学性和客观性，不应受到信仰的左右(新的专制主义)。
    成一家之言无疑是很难做到的。或许，从一种藩篱中解放出来(外部的)转换成另一种限制(内部的)更为不利。沙宁(Т.Шани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根据俄国革命史的研究经验提出，有意识地选择与人类行为决定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我们的职业限制之所在。一般的因果关系、关联的社会制度和分类方法、对历史阶段的不同理解，植根于社会学，最终归为标签和术语问题。
    社会学这些“障目镜”的成因在于流行的误读和曲解--简化主义，“人的思维的偶像效应”。沙宁写道，简化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徒具其形的、约定俗成的方法论和认识论，如潮流、“应如是”的理解以及诸多直觉判断，这样的研究实际上是在受我们的社会和我们所受教育的左右。我们的观点形成于我们的研究成果，但是我们的研究成果形成于我们起初的判断，正因如此影响到我们对史料的选择，影响到我们的论证过程和得出的结论。
    有些人在尚未理解上述观点的时候，就急于把沙宁列为后现代主义者(28)。这种做法显然未必正确，尤其是如果考察他关于我们所理解的“雄辩术”--历史社会学的观点。当然，趋势、非此即彼的抉择、差异性以及必然性是应当关注的中心。
    显然，新的史观的产生必然要克服以往的局限，或者说是打破旧的平衡实现重建。拉达耶夫(В.В.Радаев)关于现实性的论证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他的研究不像多数人那样从单一的视角出发，而是综合多种意识形态体系，并且不再固守阶级斗争学说，而是坚持整体观。此外，他规避任何关于进步性和反动性的争论，而是分为激进的和温和的(29)。
    论及社会主义者眼中的历史，拉达耶夫强调社会主义模式具有某种一致性和彻底性，但是该意识形态中存在的不协调处都是“非典型情况”，比如标准的偏差只有在适当的时候才成为可能。民主派的主要观点具有消极的特点，往往借助于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剥削、奴役、异化劳动等)。民主派描绘的“现实的社会主义”存在显而易见的缺陷也并非偶然。他们批判的目标正是三四十年代的主流思想，但并非所有人都注意到实际上目标已经发生了转变。
    沙宁认为，纳伊舒利(В.Найшуля)的著作及其主要观点备受自由主义的非难：国家领导核心失去有效控制能力；商品和资金在权力--经济体系各个方面得到强化，或称“经济调节”；强制性的再分配制度发展成为“官僚市场”，资金和产品交换的方方面面均受其左右。从保守派的观点来看，俄罗斯的道路是特殊的。莫斯科大公、伊凡四世、彼得一世和斯大林的政策是长长历史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当前保守派观点盛行，其中包括部分“复辟”思潮，或许是全部。
    论及不同意识形态体系的特点时，拉达耶夫建议历史学家不仅应该研究现行制度和政策，而且应该把目光投向其与意识形态的结合点(30)。如果一种意识形态仍然处于统治地位，那么就应该弄清其总的发展趋势。例如，如今可以研究社会主义和最保守的爱国主义形式的国家主义之间的斗争，当然，也可以说没有前者后者也不会存在。
    那么保守主义在历史中寻找什么？社会发展的合理方案？如何避免激进行为？回答这一问题为时尚早，历史学家们暂时如跷跷板一样--时上时下。解释历史发展需要物质性和结构性的决定因素，如今强调应该特别重视意识、选择性和偶然性，而没有考虑到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认为历史的发展具有非此即彼的选择性，随后又将这种选择性任意套用于实际上并不存在选择性的各种情况。如今，似乎这种思考方法开始被人们遗忘。
    现代史的关键人物斯大林和与之相关的制度，就像魔术棒一样，只要挥一挥，就能将我们著作中某一事件的主体和客体任意互换。在这方面，德国历史学家科特金的观点值得重视。得益于档案的公开，他们改变了从前对纳粹制度的“预设”观点，即按照希特勒及其意识形态建立的制度是罪魁祸首。基于此产生了功能观和结构观，功能观和结构观并不否认希特勒的关键作用，但特别重视功能交叉和政权的多元特点。不同部门和政客为了加强自己的权力往往都是在其位谋其政。
    看来，斯大林时期还是20世纪历史研究的中心问题，原因并不在于问题自身的吸引力。正像人们看到的那样，时髦学者和国家官方说法片面地否定苏联时期的尝试是反历史的也是反俄罗斯的，仅仅是为了让人们尽快地摆脱、淡忘那段历史。如今，人们开始看到神话破灭的过程，尽管遗憾的是一些人仍在为过去的政策辩护。
    抛开苏联史就无法理解今天的俄罗斯，研究苏联“同一性”稳定存在原因的民族社会学家很快就意识到这一点，独联体国家的价值观和文化存在共同的意识内核。政治学家紧随其后，尤其是西方学者。争论后共产主义取代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苏联学之时，麦克福尔坚决主张：后共产主义研究者应务必弄清并理解苏联史。研究后共产主义时期不应受到苏联体制对苏联解体后的潜在影响，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苏联史的研究依然是任何后共产主义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可以看到史学界关于克服职业危机的种种尝试，但最为常见的是对历史评价的摇摆不定。当然，很难完全超越政治偏见和认清历史的多维性。从这方面来看，波利亚科夫的观点是可资借鉴的(31)。更为复杂的是，摆脱“超现代主义”影响之后，新知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只有掌握全部认识论工具才能更有效地与研究客体展开对话。
    但对于大多数历史学家来说，除去自上而下的社会要求，没有了某种精神、政治专制压力的“自由的雷区”(32)(托夫勒语)，如今人们渴望尽快走出来。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再次经历主体与客体的断裂，断裂的发生该如何记述。“神秘的学问”又一次获得了特殊的意义，仍然在继续发挥作用，正如扎别林预言的那样，社会教育充满谎言和欺骗，因为只神秘地偏歪一下就可以“隐藏了所有邪恶，歪曲了人类的本性”(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