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对朋党打击最厉害的莫过于明太祖朱元璋，他为了强化皇权，在他亲自主持制定的《大明律》中规定：“若在朝官员交结朋党，紊乱朝政者，皆斩，妻、子为奴，财产入官。凡诸衙门官吏，若与内官及近侍人员互相交结，漏泄事情，夤缘作弊而符同奏启者，皆斩，妻、子流三千里安置。”〔1〕尽管如此，并未起到多大作用，相反， 明朝党争的激烈程度超过了以往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2〕。 是何原因造成此种状况呢？稽考史实，笔者认为，党争和明朝废相后建立内阁制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一
    明代的内阁制是在废除传统的丞相制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标志着封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历史阶段。明初“析中书省之政归六部，以尚书任天下事”，内阁对于朝政国事并无独立裁决的法权，而是奉诏办事，其职责被明定为“掌献替可否，奉陈规诲，点检题奏，票拟批答，以平允庶政”〔3〕， 可见内阁并非是法定的最高行政机构，阁臣亦非宰相，不是最高行政长官。然而，随着时代的变化，阁权一代代的积累，渐渐突破了原先的规范，而沿着宰相化的道路发展。由于内阁“地居近密”，常侍天子殿阁之下，出谋划策，皇帝礼遇，虽无宰相之名，“然纶言批答，裁决机宜，悉由票拟”〔4〕，阁臣乃握枢衡之职。仁宣时期，大学士“累加至三孤”， 又多兼领尚书，内阁权限迅速提高。嘉靖时期又上升到新的高度，史云：“至嘉靖间始委政内阁，而居首揆者，责任尤专，凡一时政治得失皆视其人为轻重。”〔5〕内阁“朝位班次，俱列六部之上。”〔6〕“至世宗中叶，夏言、严嵩迭用事，遂赫然为宰相，压制六卿矣。”〔7〕其时，内阁权压六卿，而诸司奏事亦相关白，内阁对于军国大事无所不掌，刑名钱谷无所不问，至此，内阁无疑是握有一部分宰相之权，而非最初的皇帝“顾问”性质。
    但是明代的内阁大学士毕竟无宰相之名。按照明朝制度规定：“六部分莅天下事，内阁不得侵”。六部尚书直接向皇帝负责，而绝不是内阁的属官。内阁与六部没有任何的隶属关系，内阁大学士兼尚书只是虚衔，不许实际掌管六部的事务。正如清人纪昀所说：“汉以来，六曹皆宰相之统属也。然自明革中书省，析其事权归之六部，始得专达于天子，而内阁惟司票拟之职，与古制迥异也。”〔8〕可见内阁并无对部臣发号施令之权，更无直接任免官吏的权限。朱元璋规定以部院“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9〕， 这成了部院行政独立的法宝。然而，随着内阁权势的不断扩张，内阁对部院之权不断侵夺。永乐时，内阁初设，“阁臣与部臣为平交，至严嵩始阴挠部权，迨张居正时，部权尽归内阁。”〔10〕甚至出现“各部之事，皆听命于阁下，所不待言，虽选曹有员缺也送揭与阁，然后注选”〔11〕的局面。对张居正的任何决策，六部尚书只能随声附和，而不敢有异议。“六卿伺色探旨，若六曹吏称次者，亦惕息屏气，而不敢有所异同，于是乎相之形张矣。”〔12〕这样，内阁与部院已不处于同一的权力层次，阁权已凌驾于部权之上。
    明朝科道官专以建言纠劾、谏诤推弹为职能，必然会对内阁擅权与祖制成宪违悖的状况予以抨击，纵然皇帝优容默许，群臣亦难俯首诚服。于是乎朝廷众臣或攻讦、或抨击，阁部纷争不已，明廷则沦为朋党彼此倾轧之战场。万历年间，内阁权势最显赫之时，东林党人顾宪成、钱一本等人纷纷上疏指责阁臣侵犯部院之权。顾宪成说：“太祖罢中书省而设六部，惟恐其权不散，严嵩以来，内阁合六部而揽之，惟恐其权不聚。散则互钤，权臣不得行其乱，国家之利也，聚则独制，各人不得守其职，权臣之利也。”〔13〕钱一本上疏道：“部院即分职六卿，内阁即论道三公，未闻三公可尽揽六卿之权归一人掌握，而六卿又頫首屏气，唯唯听命于三公，必为请教而后行也。”〔14〕不少部院之官还援引明朝祖制，上疏道：“阁臣衔列翰林，止备顾问，从容论思而已，张居正专擅政事，胁制朝臣，祖宗之法若是乎”？〔15〕言官史孟麟在厉声指责“阁臣侵部院之权”的同时，要求内阁“与天下更始，政事归六部，公论付言官。”〔16〕但是阁部争斗不仅没有滞止，反而日益尖锐，迄明末更形同水火，形成“内阁所是，外论必以为非；内阁所非，外论必以为是”〔17〕的政治格局。
    明代内阁为把持朝政，压制部院，除加紧勾结阉宦外，还经常使用两种手段。一是运用权势，桎梏群臣，打击政敌。如利用对官吏的考察任选制度，排斥异己。史载严嵩“握权久，遍引私人居要地，”〔18〕“文武迁除，悉出其手。”高拱为内阁首辅时，“追恨台省之聚劾，乃从中构得特旨，”严察言官。张居正“知天下不附己、思以考察劾之，”遂乘京察之际，尽除异己。二是呼朋引党，笼络言官，掌握舆论。由于言官往往代表朝廷舆论，容易影响皇帝，职位举足轻重，故阁臣除打击不附己的言官外，也常采用拉拢手段，扶植党羽，“广布腹心于科道”，利用言官来打击部院之臣。如弘治时，工部侍郎汤鼐疏攻内阁辅臣刘吉，刘吉怀恨在心，遂暗中指使给事中魏璋弹劾汤鼐，汤因此被革职〔19〕。嘉靖时，吏部尚书李默崇尚气节，持正不阿。严嵩当朝，擅揽官员选任黜陟之权，而李默不肯依附，严嵩恨之，遂授意赵文华及心腹言官诬奏李默“谤讪”皇上，李默因此被处死〔20〕。由于此类事件甚多，以致明廷朝野形成“大臣惟惮言官能劾己而轻视诸司，言官为恃大臣能庇己而蔑视公论”的状况。同时言官在阁臣或部臣的支持下，凭着他们的特殊地位，也纷纷结党营私，以个人爱憎和门户之见卷入朋党之争。他们“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跖，或前后不觉背驰，或毁誉自为矛盾，是非淆于唇吻，用舍决于爱憎。”〔21〕御史沦为阁部斗争的打手，一切谏议、弹劾都从党派利益出发。“故其时，不患其不言，患其言愈多，而国是愈益淆乱矣。”万历后期，“帝怠于政事，章奏一概不省，廷臣益务为危言激论，以自标异。于是部党角立，另成一门户攻击之局。”〔22〕其时，齐、楚、浙、昆诸党的骨干人物都是御史、给事中一类言官，他们均依托某一阁臣或部臣，为其爪牙，党同伐异，于是乎内阁及台谏重地，成为官僚攻讦倾轧之阵地，整个朝廷“若市井喧哄。”〔23〕史称“明至中叶之后，建言者分曹为朋，率视阁臣为进退，依阿取宠则与之比，反是则争。故其时端揆之地，遂为抨击之丛。”〔24〕由此可见，明代党争之所以绵绵不止，除了在封建专制统治上具有必然性之外，其实就是与设立内阁大有关系。朱元璋废相之后，在皇帝与府、部、院之间必然出现一个权力真空，因为众多的军国大事必须有一个机构来协助皇帝加以处置。但是由什么机构来填补这个权力真空呢？在整个明代，由于有永远不准设丞相的祖制而一直未能很好的解决，因此在行政机构的运转上出现了很大的偏差。明代统治者为解决这一矛盾而设立的内阁并没有起到自身应有的作用，反而造成明代官僚集团争夺权力的斗争空前激烈，阁部斗争即是重要的表现形式，也是导致明朝党争异常激烈的重要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