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在内阁纷争中，各派势力都充分意识到科道官的言事、弹劾之权在党争中的重要作用。史称，“大僚非其党不得安于其位。”〔45〕故凡为首辅大臣，总是竭力控制言路，“所爱者虽不肖必留，所憎者虽贤必去。”〔46〕选授给事中、御史、多切近乡人、亲友、党羽，有所欲为，则托之论罢。”〔47〕“而科道转为其鹰犬。”〔48〕遇有异己之政敌，言官就在内阁首辅的嗾使授意下，“群起而逐之。”在各个党派之间，还游离着一些相对独立的科道官员，从表面上看，他们是不偏不倚，不依附于哪个山头，实际上却是见风使舵，随机应变，一旦发现哪个首辅失宠于皇帝，权势地位岌岌可危，就纷纷上疏攻击，使其成为众矢之的，借以邀功请赏。
    其三，首辅之争的参与者虽然都是具有很高文化水准的士大夫，他们同受儒家思想的熏陶，标榜以“仁、义、礼、智、信”为座右铭。但是在残酷的政治权力斗争中，几乎每一个人都结党挟私，从个人恩怨出发，伺机报复，不择手段地打击政敌，权力的欲望和政治野心使他们成为冷酷无情的政客，用阴谋残忍的手段置对手于死地，对他们来说是毫不奇怪的行为。即使未能达到目的，也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这些以儒学起家的阁臣大僚，虽然保持着道貌岸然的外表，但在心狠手毒这一点上是不亚于纠纷武夫和不通文墨的宦官的。
    明末，党争酷烈，内阁纷争，科道攻讦，一片混乱。至崇祯皇帝即位，为了防止朝臣结党营私，更迭阁臣和首辅犹如走马灯。崇祯一朝十七年，阁臣旋任旋罢，前后达五十余人，欲求善治，已无可能。明朝至此，内有朋党之祸，外有清兵压境，国脉气数已尽。
    三
    有明一代，宦官势力日益猖獗。至明代中后期，一部分无耻的士大夫纷纷倒向宦官的怀抱，形成一个阉宦与官僚的结合体--阉党。天启年间，阉党权势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无恶不作，制造了无数起冤案大狱，残酷迫害和屠杀大批东林党人，把晚明政治搞得一团漆黑。当崇祯帝在铲除阉党，钦定逆案时，万分感慨地说：“忠贤不过一人耳，外廷诸臣附之，遂至于此，其罪何可胜诛。”〔49〕《明史》也云：“明代宦官之祸酷矣，然非诸党人附丽之，羽翼之，张其势而助之攻，虐焰不若是其烈也。”〔50〕其实把阉宦肆逆归咎于士大夫党附，并没有完全抓住问题的本质。因为产生阉党的根源则是君主专制政治造成的，阉党擅权也与明朝的内阁制度密切相关，笔者试作如下剖析：
    明朝皇帝日常处理朝政，主要依赖两个机构。一是外朝的内阁，二是内朝的司礼监。内阁虽有票拟之权，但具有决定意义的批朱则“权在天子。”而实际执笔批朱的，往往不是皇帝本人，而是司礼监。司礼监为明代宦官廿四衙门之首，“其掌印掌理内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秉笔、随堂掌章奏文书，照阁票批朱。”〔51〕明中期后，“凡有政令下各衙门，均以旨意批红，经由内府司礼监传奉发出。”〔52〕它处于皇帝与内阁相连接的中枢部位，根据皇帝旨意批答臣工奏章，传谕诏书，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皇帝的代笔和代言人。这就为宦官假借皇权，操纵政务提供了方便。明代历史上先后出现的王振、曹吉祥、汪直、刘瑾、魏忠贤等大珰，都是以司礼太监的身份掌握批朱大权的。
    与司礼监的这种决策权相比，内阁的票拟不过是建议权。而且明代中后期许多皇帝都昏愦不理政事，内阁票拟也形同虚设，诏令敕文完全出于内宦之手。如“英宗时批答，多参以中官。”〔53〕武宗时，刘瑾则将章奏“持归私第，与妹婿孙聪、华亭大猾张文冕相参决。”〔54〕熹宗时，魏忠贤专权，王体乾为司礼太监，“凡奏章入，体乾与秉笔李永贞选摘款要，以白忠贤议行。”〔55〕可见以司礼监的批朱大权制约内阁的票拟权，是皇帝制约、监视内阁的主要手段。
    由于阉宦执掌中枢，“挟天子以令诸侯”，因而在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分配上，处于比阁臣更为优越的地位。正如赵翼所说：“明代首辅权虽重，而司礼监之权又在首辅上。”〔56〕《明史》也指出：“内阁之拟票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于寺人，于是朝廷之纪纲，贤士大夫之进退，悉颠倒其手。伴食者承意之不暇，间有贤辅，卒蒿目而不能救。”〔57〕这里的批朱，毕竟还是奉皇帝之命，由宦官捉刀代笔。而有明一代，假传圣旨之事也屡屡发生。例如杨涟的《劾魏忠贤疏》云：“自（魏）忠贤专擅旨意，多出传奉，传奉而真，一字抑扬之间，判若天渊；传奉而伪，谁为辨之？近乃公然三五成群，勒逼喧嚷，朝廷政事之堂，几成哄市。甚至有径自内批，不相照会者。假若夜半出片纸杀人，皇上不得知，阁臣不及问，害岂渺小。”〔58〕诸如此类，宦官视阁臣如草芥，也就可想而知。
    随着明朝政治的日益腐败，皇权与阁权的矛盾冲突日益尖锐，皇帝授予宦官权力以及宦官自我扩张的权力，都急剧膨胀起来。皇帝在内阁与宦官之间往往更多地偏袒于后者。明武宗说：“天下事岂内官专坏之乎？阁臣坏事者十常六七，先生辈自知之。”〔59〕崇祯帝多次对阁臣表示：“苟诸臣惮心为国，朕何事乎内臣！”皇帝重用宦官的结果，直接导致了宦官对内阁的轻视。史书对此情形有生动的记载。嘉靖年间，一个内侍不无炫耀地说：“昔日张先生（璁）进朝，我们要打恭，后夏先生（言）我们平眼看他， 今严先生（嵩）与我们拱手始进去。 ”〔60〕从嘉靖朝三任首辅对阉宦态度的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出宦官势力的迅猛发展。又据稗官野史记载，永乐年间，皇帝差内侍到五府六部时，内侍“离府部官一丈作揖，途遇公侯驸马，皆下马旁立，”十分谦卑恭顺。到了明中期，阉宦势焰逼人，“呼唤府部官如府吏，公侯驸马遇内官，反回避之，且称以翁父。”更荒唐的是，“国朝大臣见王振而跪者十之五，见汪直而跪者十之三，见刘瑾而跪者十之八。”〔61〕宪宗时，人们嘲笑“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62〕其实，这些阁老、尚书并非都是草包，关键是他们手中的权力都已转移到宦官手中了。
    正是由于内阁的职能受制于阉宦的淫威，故内阁要想在国政朝局中有所作为，就必须先取媚于近侍内监，方可进而取信于皇帝。明代阁臣中趋奉宦官的颇多。有的沦为阉党，有的是靠阉宦援引才得以入阁。如景泰时王一宁入阁前，“以中官王诚辈尝受业，私相援引，遂至通显。”成化时万安“结诸阉为内援，”〔63〕被擢为内阁大学士。尹直“夤缘中官进用。”正德间杨廷和“纳贿刘瑾，不由推举，取入内阁。”〔64〕明中期以后，竟出现“今之大臣，其未进也，非夤缘内臣则不得进；其既进也，非依凭内臣则不得安。”〔65〕“阁臣被命，即投刺司礼大阉”〔66〕的局面。甚至内阁首辅亦得仰仗权阉鼻息。著名奸相严嵩千方百计讨好大珰权阉，由于他“巧为迎合，结诸阉人， ”才得以柄政二十余年。即使是赫赫有名的改革家张居正，也是在取得司礼太监冯保的支持之后，才能顺利地执掌国政。冯保贪财好货，张居正就满足他的奢欲，送给冯保的礼品有金3万两，银10万两，夜明珠九颗， 珍珠帘5副，“其他珍玩尤多。”〔67〕张居正还特地给冯保写了《司礼监太监冯公预作寿藏记》，字里行间，高唱颂歌不已。惟其如此，在冯保的穿针引线下，张居正才取得两宫太后的支持，将政敌高拱赶下台，坐上内阁的头把交椅。张居正的改革曾在历史上闪烁着耀眼的火花，但是，他如果不与冯保结成朋党，肯定寸步难行。所谓“居正固有才，其所以得委任专国柄者，由保为之左右也。”〔68〕这确是公允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