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是有关第一次鸦片战争：2011年9月，任教于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Birkbeck College）的英国年轻学者朱莉娅·骆菲尔（Julia Lovell）博士，出版了她的《鸦片战争：毒品、梦想与塑造中国》。①伦敦各大报章诸如《泰晤士报》（The Times）、②《卫报》（Guardion）、《独立报》（Independent）、《经济学人》（Economist）、《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甚至香港的《华尔街日报亚洲版》（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sia）及台湾的《台北时报》（Taipei Times），都纷纷邀请知名学者撰文评论；而这些学者又异口同声地高度赞扬是书，轰动一时。
    其二也是关于第一次鸦片战争：2004年2月，80多岁的英国资深学者哈利·盖尔伯（Harry Gelber）讲座教授，③出版了他的《鸦片、士兵与传教士：1840-1842英中战争及其后患》。④
    其三是有关第二次鸦片战争：2011年8月，西方某专家写了一本有关书稿，交剑桥大学出版社考虑出版。该社力邀笔者审稿，笔者欣然从命。按照一般惯例，书稿不署作者姓名，审稿人也不宜深究。唯笔者愈是阅读该稿，愈是吃惊不已，完成审查报告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理应与国人共享，故连同评论上述两本有关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新著，在此一并评论。
    一、朱莉娅·骆菲尔博士笔下的第一次鸦片战争
    骆菲尔撰写是书的最终目标，是追溯历代中国志士如何借鸦片战争之历史来谴责帝国主义以培养爱国主义精神。故笔者就评价她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她赖以成书的材料，几乎全部是已经出版了的刊物。结果是：若所赖者优越，她专著的有关部分就很突出；若所赖者恶劣，有关部分也随波逐流。
    优秀的部分，已经先后有牛津（Oxford）大学近代中国历史与政治讲座教授罗讷·米特（Rana Mitter），⑤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东亚史讲座教授蒂姆·巴雷特（Tim H.Barret），⑥及英国赫尔（Hull）大学荣休历史讲座教授本纳·波特（Bernard Porter）⑦等知名学者，纷纷给予好评，故笔者在此不赘述。
    随波逐流的部分，只有专长英国帝国史的本纳·波特指出其错误之一曰：“英国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并不存在刻意歧视移民的政策。她对英国历史的认识，似乎不如她对中国历史认识得透彻。”⑧容笔者补充说：她对中国历史的认识，似乎也不怎样，原因是她为某些根深蒂固的西方偏见所左右。
    根深蒂固的西方偏见之一，是英国人坚称其发动鸦片战争是正义的，所持理由是扫除广东十三行强加于外国商人的种种极度苛刻的通商条件与限制，近乎于种族歧视。倡导这种论凋不遗余力的学者，有上述的盖尔伯，⑨还有彼得·沃特·费（Peter Ward Fay）教授。⑩
    骆菲尔在其大作中巨细无遗地重复这些苛刻条件与限制，可能意想不到地为西方根深蒂固的偏见借尸还魂，甚至推波助澜。若笔者与骆菲尔易地而处，则会阐明华夏文化一般来说是比较开放的，君不见汉唐盛世以至宋明，都有不少外商到中国自由自在地贸易，他们的文化、宗教等也受到尊重。但满族游牧，对汪洋大海有一种无名的恐惧，对他们征服了的汉人无限猜疑。郑成功据台反清后，清政府不但严禁出海，更勒令内迁30华里至50华里不等，使东南沿海地区生灵涂炭。如此种种，皆清政府深恐海内外人士连手颠覆他们的政权也。同样，清朝设计出来的广东十三行，是出于社稷安全的考虑，并非有意刻薄洋商。（11）当时天朝上国的狂妄无知固然根深蒂固；其装腔作势之处更是让人不忍卒读。但若斥其怀有当代文明所鄙视的种族歧视，则有待深入研究。光从表面上看，19世纪的大英帝国不也是目空一切？若作如此阐述，或有助于化解洋人的气愤，而于中外了解与友谊也有裨益。
    骆菲尔继而批评五四运动人士的反帝立场，认为他们一方面抨击列强瓜分中国，抵制洋货；另一方面又崇拜西洋文化，实属自相矛盾。窃以为五四运动人士固然仰慕西方文化，更是推崇其天天挂在口边的世界各民族平等的原则，故对列强之拒绝以平等对待中华民族，痛心疾首。正是列强在巴黎和会中拒绝平等对待中国，才挑起中华民族无限愤慨而导致五四运动。准此，五四运动人士并没有自相矛盾。自相矛盾者，正是列强的双重标准。为何骆菲尔漠视这双重标准，而独怪五四运动人士的反帝立场？列强的双重标准，连历来仰慕西方文明的孙中山也终于大声抱怨说：为何老师总是欺负学生！
    谈到孙中山，骆菲尔抨击他在临终前一年的1924年，为了讨好苏联以获取其援助，突然放弃一贯的亲西方立场，改为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窃以为此说倒果为因：正是英帝国主义把孙中山逼得走投无路，而把他推进苏联的怀抱。事缘1921年到1924年，财政极度困难的孙中山广州政权，多次要求英国所控制的粤海关，把属于广东的关余交给广州政权而不要全部交给北洋政府，因为北洋政府千方百计地用这笔钱来对付孙中山，英国不予理会。1924年8月12日，孙中山抓获了一艘从欧洲偷运大批军火到广州的丹麦远洋船“哈佛号”（S.S.Hav），原来是广州商团干的好事，目的是准备用这批军火来推翻孙中山的政权。1924年8月29日，英国驻广州代总领事翟比南（Bertram Giles），警告孙中山别动用武力来镇压广州商团，否则英国皇家海军将全力对付他。孙中山在1924年9月1日愤然发表了他著名的《反对帝国主义干涉吾国内政之宣言》，发誓曰：“吾人前此革命之口号曰排满，至今日吾人之口号当改为推翻帝国主义之干涉，以排除革命成功之最大障碍。”（12）由此可知，孙中山之公开反英，非如骆菲尔所说的是为了取得苏联援助，而是英帝国主义把孙中山逼得走投无路才如此。
    正由于骆菲尔倒果为因地指责孙中山反帝，她接下来对孙中山生平的评述，就不会令人诧异：
    （在辛亥革命前）孙中山献媚于英、法、日、美等列强，穿梭于强盗、水寇、保皇党、无政府主义者、外国公使、传教士、华侨、美国雇佣军之间，乞求金钱以反清，狡猾地分别对每一个集团细说该集团爱听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