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50年代，国内就有人写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著作。①但是，把国史作为一门学问来进行科学研究，则主要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0余年来，对国史的研究，无论就广度和深度、高度和力度，还是就研究的视野与方法、效能与成果方面，都较之文化大革命之前有了巨大进步。通过广大史学工作者的艰辛努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
    一、研究现状与成果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迄今，国史研究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产生前，这是国史研究的酝酿阶段。
    随着三中全会路线的贯彻和大批冤假错案的纠正、平反，有关党史和国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被提了出来。对这些问题，一时间众说纷纭。这样，史学界特别是党史界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对国史方面的研究。1979年3月邓小平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1979年9月叶剑英在庆祝国庆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80年8月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以及邓小平、陈云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等著述，既是指导全党正确评价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政治文献，也反映了这一时间内对党史和国史研究的成果。这一时期，宣传和研究党史、中国现代史的刊物、组织机构相继创立和恢复活动，如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和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主办的《党史研究》（此刊于1988年1月与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党史通讯》正式合并，定名为《中共党史研究》）分别于1979年和1980年创刊。1980年以后，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相继成立，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乃至地市、县都成立了相应的党史资料征集、研究机构，这一切推动了国史研究。
    第二个阶段，《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至1984年前后，这是国史研究的开拓阶段。
    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深刻地总结了建国32年来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科学地回答了建国后党和国家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这本身就是以科学态度研究党史、国史的重大认识飞跃，同时也为进一步研究国史确定了一个新的起点。在《历史决议》的指引下，这一时期，国史研究出现了新的气象：第一，发表了一批阐释性的著作。《历史决议》通过后，围绕它评价党史、国史的论断和观点，发表了一大批诠释、阐发性论著，这是国史研究的基础工程之一，其中中央文献研究室组织编写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1983年初版），运用大量的文献档案材料对《历史决议》所论及的建国以来的重大事件进行了较为详实的历史考察和较为精当的理论分析，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第二，一批具有开拓性的著作问世。1983年6月，王学启主编的《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史稿》（第一卷）出版（1988年12月又出版了第二卷），从体系上对国史研究作了新的尝试，反映了国史研究的新进展。1985年5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柳随年等主编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该书在社会主义经济史这一新的领域中做了开拓性尝试。此外，这一时期还出版了由新华通讯社国内资料组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第三，文献资料、个人文集开始编辑出版，为国史研究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出版了《周恩来选集》、《刘少奇选集》、《朱德选集》、《邓小平文选》、《陈云文选》，还出版了《三中全会以来》等重要文献汇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82年4月创刊的《文献与研究》。该刊原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办，1988年改名为《党的文献》，由中央档案馆和中央文献研究室合办。该刊每期发表一些重要的党史文献，并配发一些研究性的论文。这一切不仅开拓了党史研究的广泛空间，而且也深化了对国史的研究。
    第三个阶段，1986年至今，这是国史研究蓬勃发展的阶段。只要回溯一个这一时期，就可以发现“文化大革命”、新中国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些或震动于当时或影响于后世的历史事件的周年纪念，都发生在这一个阶段中的几个年段上。历史本身为研究者提供了这样的机会，每逢某一历史事件的周年纪念，自然也就成了研究的丰年。1986年是“文化大革命”发生20周年，198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40周年，199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这一切历史机遏，再加之改革开放的大环境，百家争鸣空气活跃，使国史研究更显得生机勃勃。这一时期，国史研究已成为学术界最为瞩目和倾注最多心血、成果最丰的领域。第一，一大批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命名的专著、教材陆续问世。如陈明显的《新中国四十年研究》、赵鹏飞的《共和国的成长》、靳德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何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宋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十年》、杨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纲》、郭彬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肖效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十年》、孙瑞鸢的《新中国史略》、尹凤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李茂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河南出版社组织编写的“1949-1989的中国丛书”，包括《凯歌行进的时期》、《曲折发展的岁月》、《大动乱的年代》、《改革开放的历程》四卷，对我国社会主义时期40年历史作了生动、翔实的描述。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论析》和谭宗级等著的《十年后的评说》，则是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力作。当代中国研究所主编的《当代中国》丛书，更是一项重要而庞大的系统工程。此丛书目前已出版近80余卷，完成任务过半，预计将于1994年底全部出版。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老一辈革命家薄一波著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下两卷）。这是一部带有研究性质的回忆录，忠实地记载了1949年到1966年这17年的当代中国的历史，书中查阅和利用了大量的档案资料，绝大部分内容都是第一次公开发表的，特别珍贵，对研究国史无疑给了极大帮助和极重要的启示。第二，翻译出版了一批国外国史研究的专著，较为著名的有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费正清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第三，综合型研究朝辞书或工具书方向倾斜。为了迎接建国40年，关于国史研究方面的一大批“辞典”、“手册”、“大事记”相继问世。如廖盖隆的《新中国编年史》、黄文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辞典》、朱建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辞典》、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辞典》、张晋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辞典》、倪忠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史手册》、冯登岗的《新中国大事辑要》、刘鲁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要事录》、教育科学出版社的《共和国纪事》、黄道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十年大事记（1949-1989）》、翟作君的《共和国四十年大事述评》等。第四，重要文献资料进一步得到发掘和整理。如中共党史出版社的《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央卷）》、《中国手工业合作化和城镇集体工业的发展》等专题资料集，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多卷本《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徐鸿武主编《中国社会主义与中国共产党》汇总了由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建国40年经济发展的各种统计数字，有极高史料价值。《党的文献》杂志从1987年起开辟了“建国以来党的文献档案专题选载”专栏，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一系列重大事件、重要会议等，以时间先后为序，按专题选载未曾公开发表过的，有重要价值的文献档案，并配合发表有关专题研究文章。其中1949年至1956年共有19个专题，已汇编成《共和国走过的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专题选集》两册，公开出版。此外，还出版了《十二大以来》、《十三大以来》等重要文献。第五，组建和创办了国史专门研究机构和国史研究专刊。1991年当代中国研究所正式成立并开始工作，这个机构在政治上受中央党史领导小组领导，日常工作受社会科学院领导。它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已有的《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一是新成立的当代中国研究所。它的任务是，一方面继续完成《当代中国》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另一方面着手进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系统研究工作。1992年底，又成立了以各部门、各地方《当代中国》丛书编辑人员为基础、当代中国研究所为骨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学会。这些机构逐渐成为我国国史研究的中心。这一时期，除了中央及各省市创办的几十种党史刊物外，当代中国研究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会还创办了专门研究国史的刊物《当代中国研究》、《国史研究参考资料》和《国史研究通讯》等3种刊物。这些刊物的创办为我国国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信息资源和研究阵地。第六，国史研究的专业队伍开始形成。这一切都为国史研究蓬勃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