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开创国史研究的新局面
    不容置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史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总的来说，还是一块有待进一步开拓的园地。为了进一步开创国史研究的新局面，需要解决以下一些问题：
    第一，要处理好学术性和政治性的关系。国史的主线、分期、事件及人物的评价，有不同的观点是自然的，只有通过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史学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百家争鸣来解决。但是，就其社会功能来说，国史研究又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有些敏感性问题，宜粗不宜细的问题。因此，作为国史研究者必须要有很强的政治责任感，抱着严肃审慎的科学态度来进行研究。对于具体的学术观点可以百家争鸣，但对于涉及重大的政治性问题，应该坚持以《历史决议》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作为根本准绳。这是大局，国史研究要服从这个大局。
    第二，要处理好加强队伍建设和提高研究人员素质的关系。国史研究，起步较迟，内容丰富，意义重大，必须尽快造就一支专业队伍。要造就这支队伍，现在条件可以说是具备了。一是现有的近现代史，党史的研究教学工作者，把他们研究的重点逐步从建国前转移到建国后。二是一批离退休老同志，根据他们的亲身经历和结合文献资料，可以撰写论著。事实上，在这方面，有些老同志已经身体力了，如薄一波近几年撰写了堪称国史研究的力作《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三是高等院校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近几年也开始增设当代中国史研究所（室），设置专业课，培养研究生（如从1992年起，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开始招收国史专业博士生）。队伍要加强，但研究人员的素质更应该提高。国史所涉及的面要比党史等专史大得多，这就需要研究者有多方面的知识。其中，要努力学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了解中国具体国情，掌握必需的经济学知识、外语知识，是至关重要的。
    第三，要处理好扩大研究层面和提高研究水平的关系。近几年发表的国史论著盛况空前，但课题内容重复或基本重复的不少。造成这种现象有多方面的原因，如信息不灵，资料短缺，任务需要，“热点效应”等等。当然，作为一个学科研究，这种情况很难避免。但应当通过国家、省市社会科学规划、中央和地方的史学刊物，加以引导，尽量减少此类问题。
    第四，要处理好发掘史料与应用史料的关系。说到国史资料，这是研究者担心的问题，认为很多档案材料看不到，无法研究。这里说的材料看不到，应该指的是党和国家没有公开的东西，如中央的会议记录之类。因此，希望有关部门考虑一下国史研究者的特殊需要，尽量提供一些方便。这种要求是合理的，可以理解的。不过，是不是已经发掘出来的材料都已经受到应有的尊重，已经充分地利用了呢？未必。从研究问题的资料依赖量来说，绝大多数已经公开了，关键是缺乏系统的整理，已经整理出来的资料，有的又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比起民主革命时期，建国后的资料不是少了，而是多得多，只要肯下功夫，一定会有好的效果。
    第五，要处理好著述和评介的关系。这些年书出多了，是好事，但评介工作没有跟上，是个欠缺。对于国史研究的论著，目前的评述缺乏深度和特色，对于国外研究的译著本来就不多，有影响的评介更是寥若晨星。因此，今后应进一步开放科学文化领域，扩大国际学术交流，特别是加强对国外国史研究的信息收集、著述译介。好的评介有特殊的价值导向作用。
    注释：
    ①1958年人民出版社曾出版过一部由河北北京师院历史系编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
    ②《列宁选集》第4卷，第5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