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英国著名史学家、牛津大学教授威廉士·柯士丁（William Conrad Costin）认为，当时“亚罗号”很可能正准备启碇，以致该船水手很可能就提前升旗了。（36）但是，笔者的研究发现，所有目击者都异口同声地说，当时“亚罗号”的船长正在另一艘船上，与该船船长共进早餐。“亚罗号”的船长不在，“亚罗号”水手哪敢启碇起航？若起航就罪同叛变，要问吊的。
    第三，按英国航海法规定，英船进港时，船长必须亲自把航海执照呈当地领事馆保存，领事馆借此约束水手的行为。若行为不检，领事馆人员就把该船的航海执照扣押起来，不许启碇。“亚罗号”事件发生在1856年10月8日上午8时左右，而英国驻广州领事馆则迟至上午10时才开始办公。当天上午8时，“亚罗号”还未取回航行执照。没有航行执照，谁敢启碇？追究起来，吊销执照还属小事。
    第四，事发时正值退潮，若8时启碇，尽管不开行，“亚罗号”随退潮漂流，到了10时，已经从广州港口往下游漂流得无影无踪，“亚罗号”事件绝对无法在广州港口上演。（37）
    该稿作者在其参考书目中曾列出笔者英文原著《鸩梦：第二次鸦片战争探索》，并在其“附录A”中高度赞扬其学术水平，但对其内容却视若无睹，一口咬定英国人是由于英国国旗遭到侮辱，故出兵雪耻，并借此证明中国该打！
    在洗雪国耻这个问题上，该稿作者更指责广东内河水师掴了英国驻广州代领事巴夏礼（Harry Parkes）的脸。其实，当时巴夏礼气鼓鼓地跑到广东内河水师的红单船上，盛气凌人地命令中方释放被逮捕的“亚罗号”水手，遭中方严拒后，巴夏礼盛怒之余，竟然不顾身份，而亲自动手为“亚罗号”的水手解绑，结果与中方发生肢体接触，双方互相推撞之际，巴夏礼自称被中方“打了一下”。（38）结果这个“打了一下”，到了该稿作者笔下就变成“掴了他的脸”。须知“打了一下”是双方互相推撞时难免发生的事，是中立的。“掴了他的脸”，侮辱性就很强。该稿作者，避而不谈巴夏礼动手放人的粗暴行径，也绝口不提双方曾发生互相推撞的事实，却不顾一切地指责中方掴了英女王陛下代领事的脸，侮辱了英女王陛下及其所代表的整个大英帝国，该打！这种写法，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是查无实据，从民族感情的角度来说，是极尽煽动之能事，是极为不负责任的写法！
    从小节到大局，笔者的研究又发现，早在“亚罗号”事件发生之前，远在天边的英国政府已经作出了远征中国的决定，并通过其驻巴黎大使，正式邀请法国出兵，联手攻打中国。准此，若“亚罗号”事件真的扮演了导火线之角色，只不过是英国在绞尽脑汁来寻找战争借口而不可得时，“亚罗号”事件像及时雨般降临而已。（39）
    该稿作者三番四次地强调，英国之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主要目的，是为了消除天朝上国的气焰。当时天朝上国的气焰固然有之，但不能借此而否定鸦片的关键作用。拙著《鸩梦：第二次鸦片战争探索》第14章-17章之中所列举有关鸦片及相关的无数真凭实据，表14.1至表17.10共59个表所罗列的大量有关鸦片及相关数据，均证明了鸦片对大英帝国的全球战略及全球经济网所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该稿作者的参考书目包括拙著，但对其内容却视若无睹。
    该稿作者结论是：“中国人吵得最凶、而西方人又不假思索地接受了的论调--英国把鸦片强加在中国头上--是站不住脚的。”窃以为英国固然没有把鸦片强加在中国头上，那只不过是中国搞宣传的人试图把复杂无比的历史现象，用最简单的语言来教育普罗大众而已，有头脑的中国人、西方人，都不会轻信。在严肃的学术探讨中，该稿作者用大众化的宣传品作为辩论根据，并借此证明鸦片与第二次鸦片战争无关，意欲何为？
    英国之发动两次鸦片战争，在20世纪已经有不少英美学者为其做过辩护，论点都是退守性的，皆力陈中国的种种不是，英国别无他法，才逼得出兵攻打中国，讨个公道。读来有点逃避责任的味道；内疚之情，若隐若现。这种内疚，到了21世纪初期，表现得更为公开。例如英国BBC电视台，2004年制作了一套四辑的《大英帝国始末》（Scotland's Empire），在拍摄有关远东的那一辑时，特别派摄影队采访笔者，采访就以笔者的《鸩梦：第二次鸦片战争探索》为基础。因为大英帝国在远东的部分，正是以两次鸦片战争为开始而建立起来的；而推动第一次鸦片战争不遗余力的怡和洋行大老板威廉·渣甸，正是苏格兰人，他的合作伙伴詹姆士·马地臣（James Matheson）也是苏格兰人。的确，替英国前往世界各地打天下的急先锋，大多数皆苏格兰人，故该电视纪录片的制片人幽默地称之为Scotland’s Empire（苏格兰人的大帝国）。BBC电视台的编导开宗明义就说，大英帝国远东区之建立是“帝国主义剥削别人之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例子”（a chilling example of imperial exploitation），内疚之情，溢于言表。这种论调，反映了英国精英在大英帝国崩溃后，经过半个世纪的反思，而接受了笔者研究成果。
    四、逆转的原因在哪里？
    不出十年，风云突变，时势逆转。逆转的原因在哪里？若要回答此问题，无可避免要扯到当前局势。笔者不是时事评论员，时局问题理应留待这方面的专家去探索。惟从宏观历史看，则窃以为可从两个大方向思考。
    其一是帝国主义侵华之心不死，从鸦片战争到英法联军到八国联军，从日寇侵华到韩战、越战、珍宝岛以及当今美国的重返亚洲，一波接一波，从未寝熄。只是近来国人享受了几十年的和平稳定，加上经济高速发展，物质供应空前优越，沉醉于升平日久而似乎忘记了帝国主义一直在虎视眈眈而已。
    其二是封建主义同样是依然健在。封建（feudalism）一词，常令外国学者大惑不解：秦始皇不是废了封建而建立中央集权么？其实近代中国人是用封建一词来形容旧文化（包括陈旧的思维方法、丑陋的习惯等）；并非指分封诸侯式之政治制度。晚清民初积弱，中国思想家为了救亡而提出反帝反封建，一针见血。因为造成百年屈辱者，除了帝国主义横行霸道以外，还有中国落后的文化。只怪罪别人欺负，不深切反省自身的落后，则永远挨打。结果付出极大牺牲后，反帝是成功了--把帝国主义起跑；反封建则成就不大--历次雷厉风行的政治运动只打垮了旧文化的形式，但旧文化的实质似乎没有重大改变。关于当代反封建的讨论，近期中国学术界与传媒均有不少讨论，在此不赘述。窃以为反封建之最终目标是中国现代化。当今的中国距离现代化还甚远，同志仍须努力。否则，当帝国主义卷土重来之时，恐怕悲惨的历史会重演。
    本文初稿是2012年4月6日笔者在北京清华大学做学术讲座的演讲稿。2012年6月13日定稿于澳洲悉尼大学。